我拎着吉他跟他们去了。走到半路，我觉得气氛不对，说忘拿拨片了。
我掉头回宿舍把琴放在床上，弯腰系了系鞋带，把史迪的那把坚硬贝斯取了出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要砸我的琴，说我整天乱喊乱叫，惹得他们心烦意乱。
话还没说完就开始动手抢琴。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我怎么可以忍受和屈服？
我说着“去你妈的吧”，高高拎起贝司朝他们夯去，我们打了起来。
还好，他们只派出一个光头充当打手，余者皆手臂交叉，不言不语地旁观。
厮打了好大一阵子，我手里有把贝司，没吃什么亏，但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贝司柄断了，不清楚到底是我夯在他身上还是他在我身上夯断了，反正期间光头把贝司从我手里抢走过一次。我的脸与光头的眼角都见了血，不知这血是从他的眼角沾到我的脸庞还是我脸上的血沾染了他的眼角，反正我俩曾抱在一起在操场上滚了好几圈……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操场，我觉得头顶特别疼痛。摸了摸头，满手是血。这时我才知道脸上的血是从自己头上流下来的，好在伤得不太厉害，只是破了点儿皮。
我从口袋里掏出餐巾纸捂在头上，另一只手拎着断裂的贝司，站在操场用眼泪歌唱史迪的智慧。
临睡前，我去澡堂里把脸上的血迹洗了个干干净净，进宿舍看到光头的眼角比我的脸还要干净些。
次日，头上的伤口并未结痂，但我还是放弃了找卫生员包扎一下的想法。头缠绷带难免会引起连长的追问。打架本来就不是什么光彩照人的事情，何况我还没打赢呢。为了避免摩擦再次发生，也是为了保全梦想，我把吉他交给了连长，连长把我的吉他锁进了文化活动室。打架的事情，老兵与我都绝口不提，碰面依旧打个招呼，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是在这地方呆了三四年的，多年媳妇熬成了婆，该退伍走人了，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朝新来的兄弟发发牢骚、挥挥拳头，这并不算是什么大错特错。没了音乐，我成了彻底的傻蛋，心里面空空荡荡，难受极了。
训练场上，我总想把枪狠狠地摔在地上。饭堂里，我总想用铁碗使劲儿磕几下桌面。澡房里，我总是把所有的水龙头全部打开……内心深处充满了破坏欲望。我想如果就这样下去，非把自己毁掉不可。
我需要培养新的爱好了，要么交个知心朋友把心间的苦闷倾诉出来？
我想办法跟军犬饲养员混在了一起。几天过后，我与巡逻时为我们带路的军犬混熟了。此后，只要有空我就会跟军犬一起坐在连队门口，看着大山发呆。放眼望去，褚色崖石遮挡了视线，我的目光也就因此变得浅短。如果你是一个边贸商人、旅行家或者边民，曾经路过我的坡店二连，那么，你一定会在连队门口的苦楝树下见过一位士兵和军犬相拥而坐的场景。士兵表情落寞地叼着香烟，威武军犬则神色安详地闭着眼睛，依偎在士兵交叉的腿上。那只军犬名叫“哈利”，落寞士兵就是我。
跟我在一起久了，机警的“哈利”开始变得沉默，给人感觉像是在思考一件非常严肃并且沉重的问题。“哈利”不可能和我一样，每天都在为自己在军队建功立业的各种可能性而殚精竭虑。“哈利”关心的只是下一顿饱饭，而我却无法像“哈利”这样洒脱。
在二连，“哈利”只买两个人的账。一个是军犬饲养员，另一个就是我刘健。与我们对连长毕恭毕敬不同的是，“哈利”根本不把连长放在眼里，如同连长不把刘健往眼睛里面放。来二连差不多半年光景了，连长大人一直没对我感冒过。最初我沉默寡言，他说我呆头呆脑，整个一晕鸭子，三棍子夯不出个屁，打起仗保证我先死，云云。后来，我从迷失中醒来，变得生龙活虎，他开始指责我油头滑脑、能说会道、六条腿的狐狸，拔根睫毛可以当口哨吹，打起仗保证我第一个投降。不久前的一次政治考核中，试卷上有个名词解释叫“爱国主义”。答题的时候我故意把政治教材上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个牵强附会的标准答案放在一边，换成了英国社会心理学家Mcdougaii的“ 爱国主义是人类本能情绪中的恐惧、愤怒、爱与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情感”。原以为此举能使连长对我改变看法，结果评卷的时候，他给我批下五个大字和一个感叹号：净他妈瞎扯！
前段时间，老兵退伍了，急需从我们这群新兵里面挑选几个角色扮演军中之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做了很大努力。选举结果宣布那天，军犬饲养员被评为班长，副班长提名中都没有我的名字。不提也罢，反正如今这军中之母当也等于白当。没仗打的和平年代，班长跟普通士兵的最大区别就是没什么区别。谁尿谁呀？每月发津贴费时多出几枚铜板又能怎样，月底那几天还不是照样四处蹭烟、借香皂洗澡、去服务社赊啤酒、手纸、牙膏……
第三部分对着高山失声痛哭
我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老爷子的祝福。
临行前，老爷子说我到军队之后将连牵马的都不如。
现在，我不但做到而且超越了，他妈的我连养狗的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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