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同志，当然要打个招呼了。当年朱老总还不远千里跑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呢。于是我就唱起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刚唱几句，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各自的歌唱，互相点点头报了姓名，蹲在厕所聊了起来。上课铃响了，我们提着裤子走到操场，背靠国旗杆继续聊了下去。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论的话题也与音乐无关，主要探讨到底用什么方式和什么样的炸弹才能把教学楼连根拔起并且没有被公安干警侦破的危险。
史迪不仅是个“打口青年”，而且还和我一样，整天挎着吉他玩一些粗糙音乐。史迪的弹琴技艺一般，大横按和弦的时候总是按不稳，而且还老跑品。但他的嗓子却比我性感，很有磁性。又一次聊天，史迪建议我们俩一起玩音乐。我负责写词谱曲兼弹吉他，他改弹贝司任主唱，组个乐队凑凑热闹。当时我连丝毫的犹豫都没有就同意了。
第一部分乐队成立之日
乐队成立之日，我们买来了白酒、蜡烛、苹果和香纸，跪在宿舍敬天祭地。请求掌管音乐的神仙保佑我们写出好听的歌曲，还保佑我们尽快出专辑，全球巡演。到处都是我们的男女歌迷，大红大紫报孝父母双亲。祈祷过后，我们商量着给乐队取个响亮的名字。由于这是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俩为乐队的名字在宿舍里争论了好久。
史迪说，叫“无聊分子”吧？
我说，“无聊分子”太俗了，叫“断裂”吧？
史迪说，“断裂”太涩了，叫“奠”吧？
我说，“奠”比“断裂”更涩。“奠”谁呀？叫“植物人”吧？
史迪说，“植物人”？没劲儿，叫“自杀未遂”吧？
我说，“自杀未遂”太露了，叫“蔓延”吧？
史迪说，往哪儿“蔓延”呀，叫“捣蛋鬼”吧？
我说，“捣蛋鬼”形象不好，不够大气，叫“送葬”吧？
史迪说，给谁送葬？叫“阑尾”吧？
我说，“阑尾”的象征不太好，刚想闹点儿事就被医生给割了。叫“破茧”吧？
史迪说，破茧出蛹，象征倒是挺好，万一有人不明白怎么办？干脆就叫“火车司机的儿子”吧？
我说，你老爷子会开火车吗，欺世盗名。叫“骨灰盒”吧？
史迪说，还不如叫“殡仪馆”呢。
我说，干脆叫“阿房宫”吧？比“唐朝”早了一千多年。
史迪说，“青铜器”、“甲骨文”、“四羊方尊”、“司母戊大方鼎”，这都比“阿房宫”还早呢？
…………
争论了好久还是没结果，我说：
——干脆咱们抓阄？抓到什么就叫什么得了！
史迪表示同意。我把刚才说过的那一大串名字分别写到相同的纸上，揉成团，高高抛起。
完后，我和史迪玩“剪刀/石头/布”，谁输了就从地上捡个纸团拆开看看。
结果我赢了。史迪闭上眼睛，嘴角蠕动着从地上摸了个纸团，拆开一看，说：
嗨，我操，是你说的那个“破茧”。 “破茧”乐队正式成立了，我和史迪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创作，有空儿就闷在寝室排练。碰上数学、物理之类的臭课，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教室。反正只要不是我们喜欢的化学和英语，我们就不愿呆在教室那个由钢筋、水泥和玻璃做成的鸟笼子里。
其实英语我们并不喜欢，尽管每个人都说学会了很有用处。
英语老师我们更不喜欢，他是个女人或许会好些，如果不是我们班主任就更好了。
我们喜欢化学课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化学本身，主要是喜欢化学老师。化学老师不仅留长发，而且留胡子。在我们这所学校里，他是惟一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师。听别的老师说，我们的化学老师是个人物，原本应该留在京城做高官的。只是因为上大学时头脑发热，参加了某场暴动，所以被贬回老家中学做了个又臭又酸的教书匠。
化学老师有个怪癖，每年春夏之交那几天，他只喝水，不吃饭。化学老师上课也很怪，但非常有趣。他通常是提前五分钟到教室，神色安详地坐在讲台上点根烟。抽烟的时候，他那双隐藏在眼镜片后面的深邃眼睛，总是狠狠盯着教室后面墙壁上悬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四位和他一样留胡子者的画像，就跟这四位大胡子欠他钱似的。当化学老师把手里的烟头在黑板擦上摁灭，从窗户丢下去并确认烟头掉落到楼底下之后，转身对着我们大声说“上课”。这时候，上课铃声便急促响起了。
每当此时，他的嘴角就会流露出一丝常人不易察觉的笑意。
至今我仍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感到如此的好笑。
课上，前30分钟化学老师给我们讲“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上的知识。全他妈的是这元素跟那元素在一起将会怎样怎样之类乏味透顶的臭理论。知道怎样？不知道又怎样？反正这都是别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了！我们坐在教室里耐心等待的是剩下那15分钟他自称的“副课”。那时他会给我们讲授与化学毫不相干的知识。“素质教育”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化学老师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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