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 ５８８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 ４２０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３１２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 ３００ 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 ；“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确实具有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 １０ 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１７ 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１７０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７ 名女护士（４ 中 ３ 英）均遭奸杀。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１９４２ 年 ４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 ８ 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 １７，０００ 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 １２００ 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 １５０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 ；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１９３８ 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十一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
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 :《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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