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 ；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 ；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１９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３ 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 ５ 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国那首流行歌《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挨，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征暴敛，毫不体恤 ；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 ；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老百姓只盼望过安生日子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 ；如果你不扰民，稍有纪律约束，你就是仁义之师了。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了“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 ：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 ：“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 ５ 卷第 ３ 号上，大约为 １９１８ 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国民党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９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 ４４ 县市受灾面积 １３，０００ 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１２５０ 余万，３９０ 多万人流离失所，９０ 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 ３ 天结集到开封 ；中岛的第十六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渡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 １／８，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国老百姓。一个歪点子，就死掉 ９０万人啊！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凌晨 ２ 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
文物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 ４４０ 颗汉代印章熔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国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 ２００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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