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上京，一切都必须视将军的情况而定。”
在对近臣们透露这个消息时，政宗的表情显得格外凝重。
与土井利胜斗志，结果虽胜犹败，导致最上家被削封去爵一事，使政宗的心中蒙上一层阴影。
（不，绝对不能再让这个家伙抓住我的把柄。）
于是在预计支仓六右卫门即将到达吕宋之前，政宗于二十四日暗中派遣快使自京城赶去。但是直到此刻为止，政宗仍末在领内发布禁止旧教的命令。
（如果让利胜抓住了小辫子……）
想到这儿，政宗也无心顾及最上家的事了。如果此时贸然出口为最上家说情，那么利胜又有借口来攻击自己了。此外，对于天主教的问题，也必须格外慎重处理才行。
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政宗很有技巧地瞒过了家人和领民们。
除了自己以外，政宗的夫人和侧室都相信他是个信徒，而且他允许教士在领内传教。这是因为，当初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无法瞒过索提洛。就战国谋略而言，这只不过是战略战术的一种罢了。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一定很能体会这种情形。
人类的本质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政宗。
不过，由于当时的时代已经改变，因而这种作战方式反而为他带来很大的损失。
关于政宗的一片苦心，虽然伊达方面并未留下记录，但是法人里昂·帕基耶斯在以日本基督教史为骨干所写成的《鲜血的遗书》当中，却有非常详尽的记载。
根据此书的记载，政宗正式于领内颁布禁令，是在支仓六右卫门回到月之浦的元和六年（一六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后的事，但是事实却非如此。
当六右卫门在到达月之浦以外的其它领地时，就知道再也无法维护自身的安全了。而政宗也曾派人前往吕宋和他联络，由此可见当时伊达领内应该已经颁布禁令了才对。
关于禁令的内容，《鲜血的遗书》中有如下的记载：
“（前面省略）政宗蒙上了擅自派遣使臣前往他国之嫌疑，并且被指为其目的是向西班牙帝国求援，以便打倒日本将军。为了洗脱罪嫌，他乃一改往常的作法，全力迫害教徒，并于领内颁布了三条严苛的法令。第一违反将军禁令之天主教徒，一律按以大罪，如不立即弃教，则富者没收其财产、贫者处死。第二告发天主教徒者，一律发给重酬。第三--传教士若不立即弃教，则处以流放之罪。”
此外，书中对于支仓六右卫门回到日本以后的情形也有所记载。
“--使节六右卫门虽然已经正式受洗，而且在外国备受礼遇，但是却依旧认为宗教乃是虚无之物，故而宣布弃教，不久后死去。信徒当中有很多人不肯弃教，为了死后得进天国，有人不惜离乡背井，远赴他国，也有人为了信仰而不惜一战……”
在为了信仰而战死的信徒当中，有一位名叫约翰后藤，据说乃是政宗的近侍。
当时，政宗曾特地将担任教会长老的后藤召至面前说道：
“--我很欣赏你，更不想处罚你。当然，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弃教。你可以在心中信仰天主教，但是以下的三个条件希望你能确实遵守。第一，最近不准让传教士进入我的家中。第二，不准说服他人信奉天主教。第三，我保护天主教的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根据记载，当时后藤并未答应政宗的要求。
“--如果不能光明正大地保有自己的信仰，那么君主的宠遇和个人的生命财产，又有什么好珍惜的呢?……”
于是政宗只好杀了他。不过，由政宗向后藤提出的这三个条件看来，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禁教。
信仰虔诚的人，当然不可能背弃教义。虽然政宗了解这一点，也不想勉强他们弃教，但是由于来自幕府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不得不开始采取禁教的行动。
或许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伊达领内还是藏匿了大批的天主教徒。
总之，政宗抵达江户以后，并没有立刻返回自己的领国。
“一路辛苦了，赶快回去整顿、整顿领国的内政吧!”
当秀忠这么对他说时，
“我想再在江户待一阵子。”
政宗露出苦涩的表情说道：
“如果现在回国，那么最上家的人一定会不停地来找我。家母目前仍在山形，我实在不能弃她不顾啊……”
秀忠不禁倒抽了一口气。因为，他并不知道政宗早已得知处分最上家的事情。
“是吗？这么说来，你还是不回去较好喽?”
“是的。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土井利胜这个名相，天下之事自然可以安心，因此我想要做些我自己想做的事，请将军成全。”
世人认为豪放不羁的政宗，其实情感上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爱哭癖。
或许是因为当时他那仅有的一只眼睛里早已蓄满了泪水，随时可能夺眶而出的模样触动了秀忠的感情吧?于是秀忠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既然如此，那么你就按照往例，再在江户待一年吧!”
“真是非常感谢!你放心，政宗绝对不会平白浪费时间的。我计划整治神田川的沙土，并且督造连接武藏和下总两国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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