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又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
（老戴讲到这里，我问：“你看《战争，让女人走开》的电影么？他摇摇头，似乎很不解我怎么突然问起这无关的问题，我给他讲了这电影里的故事，他哈哈大笑，并且立刻说出了这电影编剧的名字，因为他也曾经和作者摆谈过这事。）
既然故事都进了电影，我就再给你讲一段这故事以后的故事吧。
两年多以后，我的孩子快五岁了，他妈妈又带他来部队看我。
在昆明南行的小火车上，她遇见了北京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团长李素静是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她见我爱人身体单瘦，一脸病容，便和她闲聊开来。我爱人也是先和她谈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经历，李老师听着听着，已经很感动了，她问：
“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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