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偿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都是鲜花迎接征战归来人
——王佐明（团长）
有个战士叫梅德文，贵州纳雍农村人。战场上负伤，按伤残级应给他安排个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实。他一级级找，最后找到县。县里一位领导问：“谁叫你去当兵的？”
“我志愿去的。”
“那你找我们？”
“我是为了保卫国家呀！”
“那你去找国家！”
这个战士无奈，又重返部队，见人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着：“打仗是最可爱的人，负了伤是最可怜的人，回去是没人管的人呀！……”把新战士吓坏了。
能怪这个战士么？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我们不要同情,只要社会公正
——张多周（连长，者阴山主峰攻击连排长，“士官生”）
军校毕业时，我21岁。两个月后就接受临战应急训练，接着又随我们副营长深入敌境侦察，攻打者阴山时；担任主攻连的主攻排长。
我们副营长叫唐本清，四川重庆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属在麻袋厂上班，厂里离住地很远，上班要坐公共汽车，还要坐船，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还得背上刚生下的孩子，披星戴月，顶风顶雨。唐副营长有空就掏出孩子的照片看，眼里闪着又甜蜜又酸楚的光。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愿，“死我不怕，上级能叫我们上战场的人，每人填一张表‘你有什么要求’？然后研究一下这要求是否合情合理，适当解决一下就好了，我也就安心乐意去死了。”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此来讨得母子的欢心与谅解。一次，他给孩子买了对小鸟，父子高兴地回家来，妻子一把夺过鸟笼，扔多远，说：“我给你儿子当马骑还不够，还得给他提个鸟笼子？”孩子大哭，他给了妻子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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