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以后的儒者也未放弃“有德者王”思想，对以皇帝为首的治者同样提出了道德要求。象朱熹就常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论语集注·为政第二》)“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
(《朱子语类》卷一0八)“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戊申封事》)
不过，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就欠准确了。随着儒学传入日本，日本人最初是接受了“仁”的思想，以及与“仁”相联系的“有德者王”思想、“放伐”“革命”思想的。日本人也不是从最初就提倡对于主君的绝对忠诚的道德。
7世纪初制订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的第六条就要求官吏“忠于君”、“仁于民”。在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宣扬“有德者王”思想。《记¨纪．》描写的仁德天皇就是“仁君”的典型。[22]1O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和政论家三善清行写的《意见十二条》也讲“上垂仁而牧下，下尽诚以戴上。”[23]看来“仁”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人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
直至江户时代初期，假托作者是滕原惺窝或本多正信的《本佐录》还宣扬，由天道确定为君主的人，应首先正身，若谋私利或给百姓带来苦难，天道就会取消其地位，使其子孙也遭杀身大祸。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林罗山仍对孟子的“放伐”说表示赞同，说:“汤武之举非私天下，唯在救民耳。”[24]新井白石的《藩翰谱》和《读史余论》也宣扬“有德者王”的思想。
“仁”的思想和“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并逐渐强调对于君主，进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忠诚，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山崎黯斋首先写了《汤武革命论》，反对孟子的“放伐”说，宣扬日本天皇“宝祚天壤无穷”,[25]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其弟子浅见纲斋把中国儒学者视为圣人的商汤王与周武说成是“杀主之大罪人”。水户学派也激烈反对孟子的“放伐”说，认为它不适用于日本。例如，后期水户学派的会泽正志斋认为，日本天皇是神的子孙，所以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在日本，君权无条件地超越一切，君臣名分不可易。这些儒学者已不再把否定“以德行仁”者看作天皇资格的必要条件。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认为君臣上下的差别“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仪则”，主张“主君之恶纵如夏桀殷纣，而下无蔑上之道。”(《山鹿语类》)[26]广濑淡窗说，“君父之命乃天命也。”(《约言或问》)[27]他们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已不再是中国儒学主张的有条件的君臣关系，而是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无条件忠诚。
日本儒学对于“仁”和“有德者王”思想的取舍变迁，与日本各时代的社会政治需要有关。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接受“仁”和“有德王者”思想，是为了给刚刚形成不久的天皇制统一国家提供政治理念。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林罗山和新井白石赞同“放伐”和“有德者王”思想，是给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建立德川幕府寻找合理依据。新井白石说过德川家康“有治天下之德”。[28]而17世纪中期以后，大多数儒学者(除室鸠巢、三宅尚斋、赖山阳、伊滕惺窝少数人外)都放弃了“有德者王”思想，反对孟子的“放伐”说，提倡臣下的无条件忠诚，是由于“神国”思想和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观的流行。幕末志士提倡对天皇的无条件忠诚，则是打着天皇的招牌反对幕府将军的统治。从上述取舍变迁，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即它表明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接受、排斥、消化和变形，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一标准就是“实利性”或“有用性”。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以我(日本社会与文化)为主，为我所用。
五
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懦学的不同之处。日本儒学的共存性，实际是曰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
中国儒学实际上具有强有力的包容能力，它是在不断吸收、溶化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例如，董仲舒包容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等。但是，中国儒学在外在形式上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自守排他，经常进行论辩。诸如原始儒学时期的儒墨、儒法之争，汉初的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的斗争，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东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儒、佛、道之争，宋明理学的排佛等。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不断展开论辩，争为正统。例如，原始儒学的荀、孟之争，汉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之争，南北朝经学的不同风格，南宋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等。中国儒学的排他性是中国文化趋同性格的体现。
与中国儒学不同，日本儒学对其他思想流派表现了明显的共存性。从日本早期儒学看，在儒学传入日本时，中国的荀、孟之争，儒法之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早已结束，对日本并无影响。当时传入日本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释，主要属于中国南北朝的经学系统。对于风格不同的南朝经学和北朝经学，日本人一视同仁，无所偏重。《学令》规定的儒学教科书，既有南朝系统的，也有北朝系统的。日本早期儒学对佛教和日本固有的神祗崇拜(原始神道)也表现了共存性。在奈良、平安时代，没有发生儒、佛、神道间的思想对立，几乎看不到儒学对佛教和神道的严厉批判。就连历任大学头和文章博士、以儒学为业的菅原清公、是善父子，也“最崇佛道，仁爱人物”。在镰仓、室町时代，进而出现了主张神(道)、儒、佛三教一致的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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