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不仅自己注重学习和研究问题，而且当年对下属、对青年学生都如此劝导。他在建设西康时，就曾这样要求下属：“无论是在军队服务的也好，是在建委会服务也好，大家在公余之暇，总要多多用功研究学问以培养自己能力。现在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是一个比赛的时代，我们各个人自己要能够与人竞争，要能够与人比赛，才能够在现在的世界上生存。望大家在公余的时候，努力于学问的研究，努力于体魄的锻炼，努力于道德的修养。精力既集中于学问、体力和道德三方面，你自己不会处处感觉得空虚，会时时教你益加勤奋，不良的嗜好，也就不会再沾染你了。就是原来有不良嗜好的人，只要你肯从正当方面去研究和努力，这些不道德的事自然一天天就会减少的。”在我的印象和感受中，祖父对于知识、对于有知识的人，对于思想、对于有思想的人，非常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出于礼仪或敷衍，而是发自内心。在这个方面，我想祖父深受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蒋百里先生的影响。他曾经引述蒋百里先生的话来阐述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蒋百里先生曾说：‘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古人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四个‘人’字，都可以说是有知识或有理论的‘人’”。作为1949年以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祖父深知军事力量、资金实力、政治谋略、纵横捭阖的权术之重要，但也深知这些力量的局限。祖父曾坦言：“老实说，现在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哪一处不是受几个科学家的指挥。”读到这段话，我不由想到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写下一段名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侵蚀力之大。”这是一段经常被学者们引用的话。无疑，它是很为学者的工作提气的。不过，实践家，特别是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实践家，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把凯恩斯的这段话真当回事。在我看来，祖父和他们不同，他若读到凯恩斯的这段话，与之是会产生心灵呼应的。我想，祖父之所以能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在充满激流、漩涡、险滩的政治江河中渡过，与他知自身局限，不断学习，重视知识和思想的发展更新有密切关系。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祖父既把读书作为启发思维，获得知识的途径，也作为磨练心性的方式。他在政治上起伏跌宕，读书成了其定力的来源。他曾经谈到孙中山先生不怕失败的精神和其读书之间的关系，既表达了对中山先生的毅力的敬佩，也以此自勉，并反映了他对读书和心性磨练间关系的体会：孙中山的一种精神“是不怕失败”。“他这种精神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有毅力。他的毅力，又从何处得来呢？是从读书得来。因为爱读书，得有真知灼见，就能固其信力，有了自信力，故能坚强其意志，而产生出毅力。有了毅力，便什么失败危险都不畏怕，不达到目的不止了。”读书方法因各人目的、所处条件不同而异。祖父从政之后的读书，从知性角度看，以激发思考，助于厘清事理，形成正确判断为目标，故其方法也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在古人中他赞赏诸葛亮，于今人中他推崇孙中山先生的读书方法。他说：孙中山先生“读书异乎常人，非寻章摘句者流。他读书如诸葛亮只观大意。他批评国人读书如炒陈饭，多无新颖见地。他读书是居于裁判的地位，审裁书中的优劣而定其取舍。他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著书人的智慧，不一定全部高过于读书的人，并且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在彼时彼地为宜者，未必于此时此地均相宜。所以读书要以裁判的态度，判断全书的优劣，斟酌时空的关系，舍短取长，审时度势，才不为书所囿。为书所囿，便成书呆子。”其实，这也是祖父的读书体会。祖父倡导读书，但是，作为一个非常讲求现实的政治人物，他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当然不会为书本所囿。这一点在他治理西康，面对当时在内地为不少学人接受的学说（其中不少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和西康风俗民情的巨大差距时，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提出的概念是“因俗为治”、“因俗制宜”。他当时对下属说：“我们此次进去建省，施政方面，必须因俗为治，不要拘泥于呆板的道理。不要以为你的道理是进化的，是二十世纪的东西，洋政治名著上来的，便可以拿来治理西康。如果不管他能够理会与了解，就积极的去求进步，不顾其他一切，那不惟不适合边情，反会引起边民的反感。本来天地间的事，〔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我们处理一件事，总要看环境说话，各地的天时、地域、人情是不同的，而我们所决定的办法也就因之而异。”在祖父的思想中，读书始终是和思考、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以至于在日常用语中，他说“读书”时，常常就包含着研究的意思。比如，他要求我们“好生读书”的时候，就包含着要我们认真阅读、思考、研究等等这些内容。祖父不仅勤于阅读，而且是一个很肯动脑筋思考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少言语，不过，从我读到的他的著作、讲话来看，他当年应该还是很健谈的。尽管话不多，但是我可以感到，祖父的思考是很勤的。直到晚年，当他的精力已经很衰弱的时候，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说“懒得去想”这类在老年人中常会听到的话。祖父勤于思考和研究的个性，在他的著述、讲话中有相当显明的体现。由于他有相当丰富社会和政治经验，又兼有研究兴趣，所以他讲出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以一个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者的眼光读来，觉得满有趣味；特别是其中有关政府行为的观察、描述、归纳、分析，其陈述虽然难免粗糙，但是不夸张地讲，在学术上也不乏蕴含某些意义。下面摘录几段，并从纯学术角度略作点评。例如，祖父当年在研究吏治之不易澄清的时候，曾指出其主要症结是“许多公务人员耍人不治事”。“耍人不治事”是他借助四川方言陈述的一个概念，其涵义大致为：在公务活动中玩弄本应加以治理的对象或与该公务根本无关的社会因素，以谋取私利。他从现实中收集到的“耍人”具体形式包括“耍土劣、耍土匪、耍夷人、耍团体、耍官吏、耍民众、耍哥老”等。对于如何“耍”法、何以“耍”，祖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试举“耍土匪”为例：“大家要说，土匪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东西，他简直就是扰乱治安、残害人民的魔鬼，为什么公务人员甚至县长，不仅不彻底消灭他，还要去耍他呢？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当公务人员或当县长的，无一不想表现他的本领。然而他的功业之建立和本领之表现，却利于有匪之环境，或甚至多匪之环境，却最不利于无匪之环境。何以故？因为根据多数省府对于县长之考绩，县府对于乡镇长之考绩，几乎都是以匪警发生次数多少，破获次数多少，为评定分数之标准，任内匪警发生次数多，破获次数多，考绩百分，即成就县长或乡镇长干员之名，或传令嘉奖或记大功一次；任内匪警较少，破获不及半数者，考绩不过五六十分，被上官认为成绩平庸；任内全无匪警者，反定为零分，更被上官认为毫无成绩。可见有匪则有功可立，无匪则无功可立；有匪可以造成干员之名，无匪反以造成平庸之名。一般公务人员或县长无不贪功，所以无不耍匪；无不想获取干员之名，所以无不耍匪；人人耍匪，所以匪终不灭。”“耍土匪”是耍治理对象的例子。还有耍与公务根本无关社会资源的，“耍团体”即属此类：一些公务人员“耍他自己有团体。他随时向士绅民众和他有往来关系的人说，我是某某团体的分子，我们的团体有不少的团员，我们团体中人都是居的要津，我对各方都是呼吸相通，我们的团体裹得很紧，我们的团体是某某要人在领导。这些说法，就是暗示士绅民众说，我和各方面都相通，无论我怎么压榨你们，你们都不要说怪话。一说怪话，我就会晓得；我有团体作后盾，无论我怎样贪污，你们都不要捣蛋，纵然捣蛋，也始终把我推不翻的；我们的团体能够和某要人通声气，我纵有不是，也能获得上峰谅解的。一般浅识的士绅民众，莫测高深，以为他的团体，有莫名其妙的力量，也就瞠目结舌，不肯多讨麻烦。于是他更利用士绅民众怕其团体力量的弱点，尽量寻求机会，敲索民众，败法乱纪，无所不为”。用今天的社会科学术语来说，这里讲的是在公务活动中利用社会资本谋取私利造成社会负效应。对其他诸种形式之“耍”，不再赘述。我想，倘若作政府行为研究，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运作行为研究，祖父对“耍人不治事”的描述和分析，不可不读。祖父何以要把这些官场秘籍如此坦白地讲出来？按他的说法是：“俗话所谓‘说破不准，道破不灵’，我今天把这澄清吏治的所在之点，分析得详而且尽，就是这个用意。”但愿能够如此。和借助方言利用乡土概念阐述不同，祖父有时也借助学术界已有概念来加以引伸。例如，祖父当年在着手公务员整顿和训练时，观察到一种不良的现象，即“劣员驱逐良员”。祖父用货币学上的劣币逐良币作为类比来说明：“‘恶货币驱逐良货币’，这是货币学上的定律。而公务员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律，即是‘不好的公务员，赶走了良好的公务员’，这个定律也就是古人所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道理。因为一般的公务人员，多半是良莠不齐，莠者多行狡诈，良者每尚拙诚，不是良者受了莠者排挤，便是良者不甘与莠者为伍而早自求去。因此质量问题反而使数量的问题，日趋激烈化。第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人类生活上的一般原则。良者既日以少，莠者既日以多，即有少数有毅力、有办法的良者，最后也不得不以孤掌难鸣而自动退职，以求明哲保身，于是在位者日趋于不贤，而贤良者遂愈不敢在位。即或公务人员的数量，可由劣者、庸者陆续补充，不至发生问题，然而一般莠劣的人，又怎能造成良好的政治呢？所以质量的问题，遂更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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