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观察到并初步分析的这种现象，和今天学术界所说的“逆向选择”应属一类。今天人们讨论逆向选择时，大都是循着阿克罗夫的思路从信息不对称入手。无疑，信息不对称对于许多逆向选择现象是有解释力的。有意思的是，祖父在描述和说明公务员中的劣员逐良员时，说出了不同于信息不对称的另外一种机制，即劣者和良者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对抗博弈中的不对称以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机制。作为来自乡土的人物，祖父从乡土视角会看到一些从其他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注意到乡土观念、军队组织和战斗力的关系。他讲到：“我们这次对日本的抗战，全国人心当然已受着国家观念的激动，然而从许多事实加以考察，觉得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渗入人心，有时比国家观念还要强烈得多。譬如前线作战的部队，是由一省一地结合成的，战斗力都很不错，但是如把各省征集来的壮丁，一加混合编制，则长处通通消失，就要败乱逃亡了。这种情形，就是乡土情感在军事上所发生的作用。……因为乡土的感情，于人最切，朝夕所见所闻，不是邻居友好，就是宗族亲戚，至于居住的地方又是平生游乐的区域、祖宗庐墓的所在，在这种环境之中生活，由熟悉而生爱恋，遇有危难之时，大家受着这种爱恋乡里的热情的激动，患难相顾，拼死奋争，自必发出最大的动力。”“自然这种乡土感情如果发展过度，真到了知有局部而不知全体，知有地方而不知有国家，也是一种重大的流弊。”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个人、家、家族、乡亲……像石子投在水中形成的水波一样一圈一圈的格局。祖父在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军事社会学中的现象吧？社会学讲究经验研究，某些重要发现还需借助参与观察的方法方可得到。但是，有一些社会领域是社会学者不易进入的，或者一旦进入就发生变质，而不愿把在其中观察到的东西贡献于学术以免引起现实的社会压力和利益损失。这时，看看那些有实践经验，又多少于学问有缘的人的描述和分析，或可有所弥补。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祖父的著述。
第十八章 教育事业
我记事以后知道，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重庆到北京上俄语专科去了。到北京以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除了上学，没有过工作经历。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父亲还曾当过中学校长。而父亲的这段经历，则和祖父投资教育事业的背景有关。祖父热心教育事业，曾捐资华西协和大学建乡村建设系教学楼，又出资在成都建了一所中学--建国中学。作为出资人，祖父任建国中学的董事长，不过他并不具体过问教学和日常管理事务。1948年冬天，因为校内有人指控当时的校长有贪污行为，学校闹起学潮。有不少学生提出要父亲去做校长，因为他们认为父亲虽然年轻（那时20岁），没有教学和管理学校的经验，但是作为刘文辉的儿子，是不会贪污的。不过，父亲并不愿意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他有许多他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要做。父亲当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协组织，在为他理想中的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但地下党从这起学潮事件中看到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机会。地下党负责和父亲联系的胡立民同志找父亲谈话说，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父亲要出任这个职务。党组织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即可以利用这个职务调整教师队伍，将学校作为一个阵地来团结教师和学生，迎接解放；“退可守”则是在情况紧急时，可以掩护地下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士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样，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位置，在校长任上做了一年，直到解放。父亲接任以后，除资深教师外，将教师都换成进步青年。“进步”是在父亲那一代乃至祖父那一代人中很流行的一个话语，其流行和进化论思想以及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发展由低级而高级的历史观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不过，“进步”思想的渊源乃至涵义则不尽相同。比如，祖父的进化、进步理念曾受清末民国初年介绍进国内的西方学者（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影响，并大量杂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观念；而父亲则更多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具体到父亲青年时代所说的“进步”政治立场的内涵，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系指反对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立场。1949年，建国中学的确成为一些准备离开成都到雅安等地去的“进步”人士的中转站。中学在武侯祠对面，而武侯祠有祖父的部队守卫，构成进出成都的特殊通道。在这里比较安全，离开成都也比较方便。把话题拉回到祖父身边来。其实，祖父对于教育事业，除了在地处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建国中学出资之外，真正投入精力的是在西康建设过程中。我听祖母讲过初到西康时的情形：那里山川明秀，天空碧蓝，但是没有像样的学校。父亲是八九岁上到西康（先到雅安，旋即往康定）的。因为没有好学校，祖父请了4名家庭教师，其中包括一位外籍的英语教师。父亲14岁，即1942年回到成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附属的华西协和中学读书，两年后进入华西协和大学。西康落后的新学教育状况，给祖父、祖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祖父抱定决心要在西康做一番事业后，痛感西康人才的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广招才智之士之外，还把改变西康的教育状况放到其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位置上。他在就任省政府主席的演说中将“发展边地教育”放在施政重心中，排在“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之后的第三位。他推动创办了不少学校，经常到学校视察、讲话。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祖父的文章、著作和讲话中，可以看到不少表示重视教育的地方。比如，从祖父在西康建省（1939年）不久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到，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他主持建省委员会期间，就已经把教育放到重要位置上了，而在省政府成立之后，则做了更有规划的推动：“西康边区，建省不久，过去的教育，无可讳言的比之内省，落后很多。记得自从建省委员会移康以后，本人主持省政，对于教育就非常注意，截至省府成立以前止，所有康省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进展。今年省府成立以后，即参照本府过去施政经验，并且针对目前需要，权衡缓急，分别轻重，拟定教育行政计划及中心工作，总期能够在此抗战建国的当中，完成所负的重大使命，提高文化，启发民智，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与政治互相呼应，借教育力量，融合各民族感情，增加抗战实力。”在推动教育事业方面，祖父既论道，又行动。从西康建省4年（1943年）时祖父关于发展边疆教育的讲话中，可以略窥当时边疆教育发展的一些面貌：“本省康区十八县一设治局，及宁属倮族居住地带之学校，截至本年止，共有省立边民小学三所，共五班，共有学生一百三十余名；省立小学十二所，五十八班，学生一千四百余名。县局立小学二十二所，六十三班，学生一千二百余名；短期小学五十一所，二百零五班，学生八百余名。总计有边疆学校八十八所，三百三十一班，学生三千六百余名。”这样的教育规模已经超过当年赵尔丰经边推动教育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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