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次往返水平飞行，目标被拍照下来了。虽然没有敌机干扰，维尔马尔仍然只有在返回基地时才放心。飞机一着陆，胶片盒立即被取出来，送到奥拉宁堡冲洗。倾斜航空照片，经过纠正，消除投影偏差，然后拼成完整的照相地图。照片分析员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这些照片，那些看上去像小点点、细缝缝和一堆堆模糊不清的东西就变成了商业建筑物、工厂、高射炮兵连、街道和铁路。然后飞速把这些照片送到空军情报总部进行分析研究。
罗韦尔本人是这整个机构的缔造者，他时而飞上蓝天，既是为了不使技术荒疏，也是为了向他的同事表明他并未衰老，更不畏惧。但是他基本上是指挥他的部下（他已经把他们训练成一个土气高昂的队伍），他独自决定执行任务的时间，别人可以告诉他哪些目标需要侦察。他还要应付上级。
这使他常常感到沮丧。索取情报的人，总是希望情报多多益善，他的上级也是这样。他们很少夸奖罗韦尔，不大说他有了新的发现。反而常常说罗韦尔不如其他的空军侦察单位。
罗韦尔觉得上级指挥机关不了解航空摄影的价值和局限性。
更糟糕的是戈林的反应，当罗韦尔报忧的时候，戈林满脸不高兴。他居然能在航空照片所提供的确凿证据面前矢口否认事实。每当罗韦尔向他报告照片上发现了新的目标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 “这不可能！”他常常争辩说，照片分析员也可能发生错误。要么是罗韦尔没有拍摄那些可能提供不同情报的地区，要么就是这位帝国元帅干脆不理睬这些照片。
每当罗韦尔送照片给他，他只是口头上表示感谢，从不就照片问题询问一下，最后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总是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这位高个儿、富于幽默感因而也善于进行比较的侦察飞行员就已经看清了形势。第三帝国已被迫处于防守地位。德国空军忙于保卫祖国的领空不受盟军轰炸机的侵犯，关于盟军工业的战略轰炸目标的照片对德国来说已经不需要了。纳粹德国已急剧衰落。谁也不要求提供什么外国情报以便对这个外国进行入侵。战略航空侦察的确没有实际必要了。 “我们了解自己的祖国，”罗韦尔冷冰冰地说。他已经丧失了生活目标，再加上他的妻子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要他管，他终于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退伍了。
新的需要使他的机构发生了变化。这个机构被重新命名为轰炸机联队200.它的第一流的飞行员和特制的飞机，在执行非侦察任务——例如向敌人的领土空投特务——时消耗完了。甚至有人说这个联队把卡米卡策斯那样老练的飞行员也甩到重要的敌人目标地区。这个机构原来的作用——不用间谍而从事间谍活动——慢慢地削弱和消失了。使罗韦尔的侦察机群成为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战略航空侦察机构之一的那股推动力量，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像多年前他的飞机完全消失在任其翱翔的万里碧空之中那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韦尔在最初建议进行空中侦察的时候，就极力鼓吹这种做法。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情报活动的价值：第一批德国军用飞机全是侦察机。那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之所以要违反凡尔赛条约对它的空军施加的禁令，部分动机就是希望既有飞行员、又有飞机来从事空中侦察活动。各个军区的空军军官秘密地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战（包括空中侦察）的经验教训。他们的摄影小组利用那次战争中拍摄的航空照片来进行训练。他们邀请从事体育飞行的驾驶员载着他们和接受他们训练的人到处飞行，他们则在飞机上练习航空摄影。在几年之内，这些分散的缺乏统一性的活动，导致陆军在一九二四年任命一位军官负责航空摄影工作，并且建立了主要图片中心，隶属司令部空军处领导。空军处制订了两种（近程和远程）侦察机的规格，让亨克尔公司承包了制造任务。
在二十年代，利佩茨克（现属于俄国）的德国秘密空军基地一直在进行研制和训练。三座城市里的三个小中队的飞机全是侦察机。这些飞机构成了德国在一九三零年敢于在国内飞行的第一批军用飞机。这些飞机形成了日益发展的德国空中侦察机组的核心。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民用企业（它们的工作人员常常是以前的军事观察家）也致力于航空摄影，主要是为了绘图和勘测。
希特勒提倡空中侦察是对这种活动的最大刺激。空军定购了续航能力强、速度比较快的新式飞机，以便配合坦克作战。一九三，匕年设立了隶属陆军总司令的将级空军联络官。
他的主要工作是把陆军高级当局提出的侦察要求转告空军，再把空军的侦察结果送交陆军。主要图片中心的分析员在正方形照片上面标出工厂和军事设施。由于他们的工作迅速发展，德国空军部里不够他们施展工作了，于是他们在先前的普鲁土法院的宣判室和审讯室里仔细研究这些明亮清晰的照片。主要图片中心的一些雇员和在德国从事空中侦察活动的其他工作人员，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在佛朗哥麾下工作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位照片分析员收获更大：他在西班牙赚了一大笔钱，虽然他只是个下土，却开着自己的漂亮小汽车上班，他的同事十分羡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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