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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清宫的禁忌_诗梵【完结】(111)

  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三十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中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与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为了谈判成功,马戛尔尼使团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十八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二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赖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15]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于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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