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当时满清也派信使去俄罗斯。康熙20年，理藩院就曾派信使曼泽伊巴尔丹及其同伴到色楞格斯克给逗留在那里的俄国使者戈洛文送信[64]。但由于满清外交主要是守株待兔式的防，所以，派员去俄罗斯送信的情况并不常见，仅偶尔为之。
沙俄政府和布道团之间的通信，是双方面的。满清虽然很注意监督布道团寄回俄国的信件，但是，他们很可能忽略了由俄国寄给布道团的信。正是这些信件，不断给布道团下达新的使命。如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就于1833年4月14日通过信件给布道团领班魏若明下达指令：“俄国内阁对中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是在政治方面保持和加速与中国的联系，因为我们有很长的边界线与它接壤；在贸易方面，为了祖国工业的利益和相互利益，扩大和发展与中国的贸易”[65]。这是将沙俄对华外交的总纲向布道团交底，性质应该属于很机密的一类，意思很明显，这就是布道团今后的使命，是布道团截取情报的行动纲领。当然，对布道团领班如此指示机宜，实属冒险。只要满清有精通俄文的官员，稍微注意就能察觉。所以，这类指示机宜一般都在国内进行。如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启程来华前夕，沙俄政府就训令他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并指示他要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物的好感”[66]。为了配合布道团的行动，沙俄政府甚至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满清官员的活动经费[67]。可见，沙俄政府不但将布道团建设成为一个间谍机构，还准备在满清内部培养间谍，寻找汉奸，以实现其截取情报，侵略中国的目的。
再就是布道团大司祭写往俄国的信件。一般来说，和政府联系的主要是大司祭。因此，大司祭信件的大部分都是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有些虽涉及私人交往，但更主要的内容是涉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也就是直接的情报。即使涉及布道团日常生活的信件，无形中也透露了许多情报。
至于大司祭的例行报告则主要涉及布道团日常事务，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给沙俄政府写报告，汇报中国的各种情报，是每届布道团领班（还包括监督官）的任务。参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管理的有很多机构。属于沙俄政府机构的有外交部亚洲司，还有商务部，还有靠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衙门；另外，还接受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的领导。每届大司祭都要不停地给这些机构写报告。这些出自大司祭之手的例行报告，绝大部分在高层人士参考之后，就存放进各类档案馆。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被整理出来。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我们现在知道并能看到的报告，首先是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794-1807）的报告。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司祭报告。从内容看，这份报告主要谈了格里鲍夫斯基改革布道团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他在报告里特别强调布道团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正是在这个报告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派遣医生的建议[68]。不过通篇讲的最多的还是怎么传教的问题。作为东正教来说，我觉得这个报告还是很重要的。里面有些看法很正确，甚至带有预见性。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东正教华化，在这个报告里就已经提出并论证了。由此可见，当时沙俄还只是把布道团当作教会组织。只有到1818年指令以后，布道团的政治使命才被明确。
1841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俄国出于和英国竞争，以及保护自己在俄中恰克图贸易中的巨大利益，所以，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和中国政府一道采取“禁烟”政策。并于1841年5月1日将这个决策通告中国。而布道团赶紧及时地收集了中国对俄国此举的反应。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马上给俄国外交部写报告，盛赞“俄政府关于禁止向中国人出售鸦片的文件来得是多么及时啊”，中国的大皇帝已非常满意的心情接受了这份及时地照会[69]。这样及时的情报，对俄国知悉中国高层的动向，稳定恰克图贸易，甚至进一步提出要求，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极力搜集各种经济贸易情报。1844年领班佟正笏曾向外交部亚洲司写报告，谈及贸易，及与英国竞争的可能性。他“把丝棉及英国丝棉的产品，呢子，棉布等样品都寄给亚洲司。”并透露“中国正极力加强海上防卫，他们在湖北造船厂定购了一些欧洲式样的军舰船舶。舰队应该被安排在北方海岸布防。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的大使已经来到了广东，要求为他们的国家争取和条约所规定的英国所具有的贸易权利”，最后，还建议“为了获得蚕虫的卵，以及俄罗斯所需要得茶叶，我们应该有意地派布道团成员去那里考察”[70]。接着，就把获得的有关茶叶贸易的情报报告给亚洲司：“茶园逐年增加，最近十年使中国茶商大获其利，对茶叶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已，但产地的茶价却几乎比往年下跌一半。茶区民户将茶叶跌价归咎于茶园太多，以及因大量购入鸦片所造成的白银短缺”[71]。俄罗斯学者从外交部同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坎克林的通信（注：外交部1848年1月5日24号公函）中看出，“在四十年代里，北京传教士团提供了有关茶叶运往恰克图所走的道路的情报。这条路线是从中国南部的福建省（靠近台湾岛）出发，沿其内河到上海，从那里由海路到天津。在这里，茶叶被倒到小船上，小船溯北运河而上，到通州城，从那里茶叶沿商队之路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72]。及时把握中国境内茶叶运输道路的有关信息，至少对俄商有两个方面的便利：一是搞清楚运到茶叶的运输成本价格，使俄商能争取更有利的价格；二是，俄商一直没有放弃直接进入中国境内经商的梦想。一旦掌握茶叶运输道路的详细情况，对俄商将来进入中国经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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