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唐朝与南诏无法和平相处，并造成了盛唐不强，南诏不弱的形式，难怪南诏这个西南小国能屡屡击败唐朝这个中原大国了。
大长和，南诏的尾声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郑回归化南诏，成为南诏大姓贵族的重要人物，郑氏家族也便在南诏繁衍。到第九代南诏骠信隆舜时，距郑回人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也传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况计算，这时的郑氏子孙已不下三、四百人、连娶进的媳妇，郑氏家族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已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郑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庄，也有奉郑回为本主的本主庙。大理城东门的清官庙是供奉郑回的本主庙，正确称之应为清平官庙，民国年间李根源先生曾为之题书
“郑公祠”的匾额。洱海东岸挖色王氏一直传说：宾川郑氏历代与王氏认本家，来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郑回人南诏时是被王氏所俘，收为义子，更名王蛮利，所以王氏是发过相、发过王的家族。通过拜寄收义子，改姓联宗的习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蒙氏王室有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己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诏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势力。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南诏骠信隆舜 ，“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又善于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诏朝廷内广布腹心，又与高赞为首的高氏武装势力协谋。得以专断国政。
隆舜后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药的老路。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要通过服丹药人定成佛。郑买嗣便乘此机会秘密指使监臣（侍臣）杨登将隆舜害死。以伪造隆舜遗诏取得掌握全权的“国老”资格，将蒙氏王朝的王位继承人舜化贞完全当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贞为南诏骠信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王朝姓氏由蒙氏变为郑氏的过渡时期。此时郑买嗣已经掌握了南诏朝廷的一切权柄。当时机完全成熟，郑买嗣便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七月，谋杀舜化贞，继之又谋害舜化贞的婴儿，清除了南诏王统的直系继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权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
南诏立国150余年，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发展，边缘各节度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各节度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赶上了洱海区域的发展程度。分守各节度区的大姓贵族都拥有了自成体系的充足的经济实力；通过历次对外扩张战争，各自的军事实力增强，逐渐有了可与南诏王中央集权抗衡的资本。
郑氏得国，首先为其创造条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败。其次是各自蛮大姓势力的膨胀和进逼。郑氏是白蛮大姓势力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郑氏大姓位居中央，虽有文官的行政握权优势，但缺乏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势力作为后援，这也就是郑氏政权脆弱的原因。
郑买嗣得国后的举措是：
首先，杀蒙氏八百余口于五华楼前，根绝蒙氏复辟后患。
其次，仍定国名为“大封民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经过南诏的150余年的统一，互相频繁接触，融合，原来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行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逐渐认可共称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时便将南诏国自称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的意思。这一国名也顺应了白蛮大姓在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优势。郑氏王朝又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蒙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
第三，建立郑氏自己的社稷、宗庙，确立郑氏王统地位。一切政权机构仍按蒙氏王朝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实质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改变了王朝姓氏。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
第四，将五华楼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抚《运碑》改刻为《高公辅政碑》，确立支持其篡国的高氏白蛮大姓势力的地位，以调和内部矛盾和镇摄其余大姓势力。
第五，由于郑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为了增加自己的强势形象，只好借助造神运动。立即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一方面为超度蒙氏被杀的800余口，以安抚人心；更主要的还是为郑氏王朝自己寻求神灵、佛法的庇护，为自己增添神圣的光圈。
公元909年 （郑氏大长和国安国七年，后梁开平三年）八月，郑买嗣亡，子郑曼即位，时年21岁。郑买嗣在位7年。这7年都是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渡过的。
郑曼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在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曼依谋臣建议，贸然发起攻蜀。仓促调集大量军队，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为王建之兵所败。被俘、被斩杀、溺水死者众多，损失惨重。从此郑氏大长和国便再也无力向外发起武装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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