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文宗时期，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开始走下坡路了。史称此期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新唐书？吐蕃传》亦说此时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到了武宗会昌四年，唐朝进入了对吐蕃进行反攻的战略态势。“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乃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粮糗，诇吐蕃众寡以闻”。从此以后，直至懿宗时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间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吐蕃的衰败和唐王朝的元气大伤而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南诏政权却乘机崛起，给在对吐蕃战争中已无暇息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诏深知唐廷已极端虚弱，随时可寻机与唐决一雌雄，以不失壮大自己国力的良机，加以吐蕃已极度衰微，构不成对南诏的后顾之忧。所以在这种三方关系的力量消长现实面前，南诏具有发动战争和打得起这一仗的可能性与条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间的南诏战争，乃势所必然。
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从唐王朝这方面来看，为天灾人祸相寻，财政匮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遂导致国力剧弱，形成了南诏发动侵边的最佳时机。首先，是由于政治败坏，皇帝不行仁政，荒淫无度；大臣没有几个忠诚的，奸臣反而招摇过市。贪臣敛财，奸吏弄法，民怨沸腾。贵族与富豪也依仗特权为害乡里，从唐中宗时代起，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唐懿宗执政后，更是日益败坏。唐懿宗这个人才质庸下，又不关心国事，只知奢侈享乐。有君如此，其臣可知。虽然有几位大臣尚属廉俭贞苦之臣，却或遭奸人谗挤，或已年老无用。可以说，咸通之际，唐朝统治已是出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政权机器已难以正常运转了。不仅如此，从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灾也屡屡发生，对困境中的唐朝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经济的溃崩。贫民或饿殍载道，或流散转徙，逃亡他乡，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唐与南诏尽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但由于双方各自的阶级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暂时的。
云南各诏原本因未能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无法与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随着皮阁罗统一六诏，随着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南诏强盛起来，再也不听凭唐朝的摆布了。而且，对于与南诏的矛盾，唐朝没有正确处理矛盾，而是一味采用镇压的方法，致使双方关系遭到破坏，南诏击败唐兵，反叛唐朝，归附吐蕃。经南诏谋臣郑回和唐边吏韦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诏终于在德宗年间与唐朝重修旧好，握手言和。以后半个世纪中，唐与南诏之间相安无事。然而，这数十年间；唐朝与南诏约定合攻吐蕃，南诏屡得胜利，而唐朝却一无所获，致使南诏又得以发展，才与唐朝再度发生战争。南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诏便成了唐朝最大的边患。
唐朝始终没有对南诏的实力作出过公正客观的估价对南诏的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把它作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的工具。南诏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潜蓄暗长，乘机壮大了自己，从而成了新时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胁。
在错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民族政策的行动。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战争后，唐朝对南诏采取怀柔政策，但这个政策却—直未能兑现，反而连续发生唐朝守将破坏怀柔政策的事件和行为。种种事件，加深了唐与南诏之间的矛盾。
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主战派占上风的变化。南诏王不能一人说话算数，而要受清平官们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前后诸王对唐态度不一的情况，如皮逻阁主和，而阁罗凤则主战，异牟寻则忽战忽和。到丰佑继位后，本来仰慕中国，主张与唐保持和睦关系，但掌握实权的大臣嵯巅并不执行主和政策，为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夺取更多的财富而经常进攻唐朝，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战士们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诏的寻传蛮、骠蛮、施蛮、顺蛮、么些蛮等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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