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元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把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西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战争的需要外，西夏的农业发展也使政府大力地发展冶炼技术。西夏朝建国后，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
在制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国王专门设置了“文思院”，用来“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因此，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
西夏金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冶炼技术。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黄铜的冶炼比青铜、红铜要复杂，所以不论是宋、辽，还是西夏，只在文献中有黄铜生产方法的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tōu）也”。古人说的“鍮”
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西夏铜器的制造，分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铜“为种种打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但是在具体制造过程中仅仅靠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是很难完成一件优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就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西夏的农具品种繁多，制作精良。1980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农具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极为复杂的冶炼技术，如出土的铁锅的制造工艺比现在的制造工艺还要复杂、考究。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技术，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个别方面甚至更为先进。
除了在冶炼时使用的先进工艺外，一些附属的先进工具也几经投入到冶炼生产中使用，鼓风设备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时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为《锻造图》的壁画。壁画中有三个人正在冶炼，其中有两人在吹打烧红了的金属，另一人则坐在一个墩子上，推拉着一个风箱样子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风机。它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也提高了锻造质量。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煤炭的广泛应用给西夏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煤地区，而西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产煤带上。煤用之于冶炼较其他燃料更加省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热量，更容易提高炉温。
独特的美酒文化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象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的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的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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