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1米，直径达3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鹿回首做惊吼状，且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却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蒙古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为难危难的情况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的记录。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
，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着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3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着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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