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
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
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⑤。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
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
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
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
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
国事为念。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记弘光时马士英打算任用王重掌选事，“为高杰所参而止。疏中目重为狡童。
藩镇骄横至此，从来所未有也”。
⑤ 李清《南渡录》卷一。祁彪佳在日记中也说：“史道邻出淮阳视师，所携亲兵为总镇高杰所分，不能受
约束。乃以南都随征将官于永绶、刘肇基、陈可立等家眷及亲丁暂住于京口。”见《祁忠敏公日记》《甲
申日历》六月十三日条。
第四节 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
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
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
在野的官绅当中；弘光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
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
重要原因。
南明第一个朝廷——南京政权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
议，所谓“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
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弘光即位的时候，全国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
态，清朝、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
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较清醒的，当五月初
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
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
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把这句话删去。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
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照原本发出。①后来史可法上言又引马士英
奏曰：“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疏谓，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
是以戎臣而增减诏书也。”②总之，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
官僚（他们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有一个如意盘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没，
朝臣除极少数“死节”以外几乎都投降了大顺政权成为“从贼伪官”；一方
面又以不准起用“逆案”等旧例为理由阻挡另一批在野官绅入仕，这样可以
为自己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铺平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担心
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朱由崧不得不凭借四
镇武将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无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四镇的
遥控朝政，使东林—复社党人垄断朝政的图谋遭到重大挫折，这本来是他们
自己种下的苦果。然而，一贯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从来不肯承认自
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击投机取巧的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铖，似乎
事情全坏在马阮乱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连袂而去，众小翩翩入朝，终于
导致南京弘光政权的覆亡。这种观点由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发扬光大，流
传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弘光初立的时候，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这种局
面没有维持多久，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
然而，这并不是掀翻逆案的结果，直到弘光朝廷覆亡，列名魏忠贤逆案中的
人物极少起用。何况，弘光朝廷面对的是“大顺”和清方，起用不起用逆案
官绅无关大局。清兵进入北京后留用大批降闯官员、礼聘逆案首魁冯铨，是
其成功之策，而不是失败之著。弘光朝廷内部矛盾酝酿和激化始终是围绕“定
策”问题展开的。就东林—复社骨干人士而言，本意是从帮派利益出发反对
迎立福王，福王既立，“天位已定”，东林—复社骨干人士希望破产。四镇
和及时转舵的马士英以定策之功自诩，洋洋得意。东林—复社人士妬意倍增，
① 史可法《请尊主权化诸臣水火疏》，见《史可法集》卷一。
②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按，当时南京六部官员有缺，吕大器以南京兵部侍郎兼署礼部事，颁诏为礼部
职掌。吕大器性格刚强，删改监国诏书稿文大概是事实，但说他以“戎臣”增减则不妥。见陈鼎《东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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