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地，郑成功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
① 顺后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同安侯郑兰龙密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八十二—八十三页。
② 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① 郑成功复父书见《台湾外纪》卷四；《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郑亲王济
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
② 《先王实录》第八十八—八十九页。
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按郑成功的本意是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
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免进退失据，措
词更难得体。例如清两广总督李率泰给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所云‘不
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
重臣，国亡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
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
执此‘三省相畀’之说，胡为乎来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而足下身羁
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
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无三省，
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
下之心也。”①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
成功从来就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
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
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
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
是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 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
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清廷通过招降
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
固然，郑成功本不积极于同李定国会师，这点下文还要谈到；但清廷凭借郑
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父
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1654 年（顺治十一年）十一月，“议政
王、贝勒、大臣会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
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
顿军营，固守汎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
扑剿。从之”①。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
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二十天后，巴尔处浑即于次年正月初五日
病死，肯定未随军入闽）、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
赴福建征剿郑成功②。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
办，他们指出郑芝龙和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
仅在给郑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
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从清方截获的几次郑芝龙的私人信件里，确实可以看
出他内心的彷徨。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
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①。这里所说的“美景日近”、
① 《台湾外纪》卷四。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② 同上。《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八页载“敕谕世子古都稿”，稿内济度译作吉都、巴尔处浑
作巴尔出红，吴达海作吴达亥、噶达浑作噶达洪。
①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同年三月十
五日佟国器“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均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按，《郑成功满文
档案史料选译》第一一七—一一九页收有兵部尚书李际期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题本，这件题本就是根据
佟国器的奏本奉旨详议具奏的，由于从满文译出，所用汉字与佟国器所引郑芝龙原信有出入，如“本爵美
“得意日近”究竟是指什么颇难揣度，他这批信件是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
带出北京的，次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
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②；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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