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接境）③。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担心
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成
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
“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
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
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
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
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
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
拜奠。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 年张名振、张煌言等的三入长江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
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战略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
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
是掌握永历朝廷实权的秦王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定西侯张名振等人。只有
弄清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才不致像目前所见各种史籍那样把张名振、张
②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州。”《云南备征
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均有此记载。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
《沿革》记：“十一年甲午六月，孙可望自贵州还云南，复入贵州。张胜率兵同往。”
① 孙可望《望水亭记》，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卷四，艺文志引旧志稿。按，镇宁县在明代为安庄卫，
从未修志；清朝道光至光绪年间修了一部《镇宁县志稿》，未刻版印刷。本世纪四十年代地方当局访得该
稿本，修成《镇宁县志》。明清之际著名人物孙可望留下了少量奏疏，但他写的文章极为罕见。他为黄果
树瀑布题的“雪映川霞”四字在瀑布后水簾洞内，“款识已漫灭”。
② 《存信编》卷四。
③ 《存信编》卷四。
煌言的三入长江之役看成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孤立行动，也不至于受亲郑
文人的记载影响以为是郑成功决策发动了这场战役。
南明史籍中一种常见的偏向是以晚节定论，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
的殿堂不等于忠烈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说：“可以死，可以无
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
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①
钱谦益、孙可望先后投降了清朝，大节有亏，自应遭到非议。然而这两个历
史人物都是非常复杂的，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简单对待。钱谦益在弘光朝廷
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里念念不忘恢复明朝，实
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
1645 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
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孙可望的情况同钱谦益
很不一样，他是实力派人物。在1657 年反兵内向进攻昆明以前，处理内部事
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
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孙可望的缺
点在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
秀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
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孙可望“国主”的权威运转不灵。1654 年他
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
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必有可观，明、
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毫
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
事机全失。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
藩”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
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勾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
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1654 年南明发
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在南线的广东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
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仗打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胜券。查继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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