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
小得多。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
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
权的土崩瓦解。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间上疏道：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
急者，莫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
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
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
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
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
英已筹及此。事期速举，讲戒需迟。今胡马闯（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
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易过。万一
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
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
而北伐之无望邪！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
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
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
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①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
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②。总之，吴三
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
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当朝廷大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幻想中时，个别中下级官员反而比较
③ 《南渡录》卷一；《国榷》卷一百一。
④ 王铎《拟山园选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顺治十年刊八十一卷本）第二卷。按，诸书均记弘光朝廷封
吴三桂为蓟国公，大学士王铎起草的敕谕中却明言“晋尔侯世爵”，很可能弘光朝廷对吴三桂封爵有个升
格过程，几个月前吴三桂被崇祯帝封为平西伯，弘光朝廷初拟晋封侯爵，不久又决定加封公爵。
⑤ 同上书卷二。
① 史可法《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见冯梦龙《甲申纪事》，《玄览堂丛书》
第一一五册。按，史可法这篇奏疏在清代刊印《史忠正公集》时因避讳改题为《请遣北使疏》，文字亦有
删改。冯氏著作刊于弘光年间，史可法尚任督师大学士，自应以此本为准。
② 李清《南渡录》卷一。
有远见，主张应以自强为主。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势
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他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
先后殉社稷之烈”，又应“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衽”，“断宜以进
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他对形势的分析是：“近传闯渠
授首，未可轻信。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睥
睨长江。..又闻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而当国大臣仓惶罔措，但绍述陋说，
损威屈体，隳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失今不治，转
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瓦解已
成，噬脐何及？”①章正宸指责当国大臣绍述的“陋说”是指崇祯年间兵部尚
书陈新甲主持的同满洲贵族和谈；他不赞成把清军看成义师，相反指出有披
发左衽的危险。六月，给事中马嘉植上言：“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
契丹，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
②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兵科给事
中陈子龙参与了集议，又经过弘光帝召对后，感到当国大臣“求好太急”，
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
臣急修武备事”上疏言事。疏中说：“自东敌逆节，兵帑不解几三十年，中
国虚耗，实为祸本。但以运逢百六，寓宅东南，国家事力难支两敌，而东敌
会师杀贼，为我报仇，虽蓄谋难测，而执词甚正。因之通好，少纾目前，以
便并力于西，此亦谋国之苦心也。.. 以臣愚计，是行也，所授词于使臣者，
第云彼以好来，我故以金帛报谢其酋长，犒劳其士卒，以见中朝之有礼；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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