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互市，以中其所须，使其马首不亟南可已。若夫地界、岁币等事或因遘机
会有利国家是在大夫出疆之义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祖宗之地诚尺
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
若夫约敌灭贼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纥之师，事诚有之，然必中国
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陇右之兵而后可。若专恃他人之力，如
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接着，他建议朝廷：“密敕
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
师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
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
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①
章正宸、陈子龙等主张的自强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
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联络四镇，四镇既以“定策”封爵，已无进取之心，
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
弘光朝廷初建之时，大顺军在西面占领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
四府，东面进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马士英等人针对当时的情况作出的军事
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一带。随着清兵占领畿辅，
大顺军西撤，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度出现归属莫
定的局面。在三方对峙的态势下，由于大顺政权已无力东顾，这一广袤地区
就成了南明和清方争夺的焦点。上文已经说过，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发动
① 冯梦龙《甲申纪事》。
② 李清《南渡录》卷二。
① 陈子龙《兵垣奏议》。
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
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
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
一味株守江南。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
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
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
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
一步，免得“挑激”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
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
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但
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
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
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
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时人张怡是在清军进入北京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过德
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
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
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
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
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
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
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①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反叛大顺、
恢复明政权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是役也，当四海无主之日，前
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
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贼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问，可胜叹
哉！”①张怡、郑与侨痛斥了史可法、马士英不顾民族大义，顿兵不进，坐看
国土沦丧的卑怯行径。实际上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为得计的坐山观虎斗，避
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马士英，下
至南明地方官僚当时都是以大顺政权为贼，视清方为友，存在着一种强烈的
感激清方、畏惧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响下，黄河流域明朝官员颠覆大顺地方政权以后，表现
出来的彷徨失所，兵部职方司监军赞理主事凌..的态度具有典型意义。他参
与朱帅■等人擒杀山东等地大顺官员时，以明臣自居；朱帅■投降清朝以后
他也晕头转向地跟着清廷委派的官员瞎忙，自告奋勇招抚两河（指今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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