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奏疏》卷四，载《闽颂汇编》；又见《粤闽巡视纪略》）。迁民的参加郑氏义师途径不一，有的是越界，
有的是乘三藩之乱。
⑥ 道光《香山县志》卷八《事略》就记载了康熙“七年，迁民结党为乱”。
门，善入强出，人不敢撄。..又或百十为群，各执枪刀，强劫乡间富室”①。
内地居民因之皇皇不安，政府官员也穷于应付。
三，清政府赋税收入的减少和百姓的摊赔。
界外土地全部抛荒，自然无法从这些地方征收赋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而减少。康熙十二年福建总督范承谟的奏疏中写道：“自迁界以来，民田
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
②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又说：“照得边海地方播迁，百姓抛产弃业，流
离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正供以徙界缺额者四百余万两。”③根据复界时工部
尚书杜臻的报告，福建省由于迁海废弃的田地为二万五千九百余顷，同范承
谟所说“民田废弃二万余顷”相合，可知亏减正课二十余万两是福建省一年
的数字，缺额四百余万两是福建一省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间的
累计数字。广东由于迁界损失的赋税还要更多些，据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
任的遗疏说，该省“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④。如果考虑到盐课、渔
课、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南、山东各省的数字，清政府在赋
税方面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
当时，清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顺治十二年工科给事中王
命岳在疏中就说过：“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
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
由养兵。”①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在
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
（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
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②。“惟以浙、闽、
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
矣”③。
四，对外贸易停顿。
我国海上对外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明末崇祯年间由于“通
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④的兴旺局面。清初实
行禁海特别是迁海政策以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封建官府直接控
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杜臻在奉派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时
说过：“是役也，有当行之事四焉”，其中之一是“故事：直隶天津卫、山
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
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①。他在巡视途中经过澳门，又谈到
“禁海时番舶暂阻，澳人贫困。康熙二十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
许之。由是番舶复通”。由澳门进口的货物允许经陆路运到香山，朝廷派官
① 《清初莆变小乘》。
② 范承谟《条陈闽省利害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四。
③ 《禁止派扰复业》，见《闽颂汇编》，《忧畏轩文告》。
④ 光绪十九年《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引王来任遗疏全文。
① 《清史稿》卷二四四，王命岳传。
② 查继佐《鲁春秋》。
③ 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二》。
④ 《明季北略》卷五《浙江巡抚张延登请申海禁》条。
① 《粤闽巡视纪略》。
员董其事。可见，在迁海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
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二十年。清初慕天颜（曾在福建任知府，后任江宁
巡抚、漕运总督等职）说：“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
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
之明验也。”②复界之后，禁海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至多不过是在一段时间
里放宽一点出海的限制。这种作茧自缚式的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
的发展。
迁海政策加重了我国社会的闭塞性，人民的活动领域和地区都受到限
制。以海南岛为例，清代在这里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由于岛的内陆五
指山区是黎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州县反环其外，惟定安居中，余皆滨海，
势不可迁”。但是，清政府仍然在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
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③。可以想象，在这种禁令下海南
人民的活动范围是多么狭窄，给他们带来的困苦又是多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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