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
③ 魏裔介《兼济堂诗集选》卷十七。
④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三《敬陈民困疏》。
第七章 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江南绅衿的动向
弘光朝廷覆亡后，清廷统治者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江南大势已定，一
面派员招降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
的汉族士绅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大致而言，江南士绅虽然对弘光朝
廷的所作所为非议甚多，不少人已感到有覆国灭祀的危险。太常寺少卿沈胤
培同友人陆云龙私下议论时事，云龙说：“似乎要败。”沈说：“还似等不
得要败。”①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在甲申九月间请告回籍，自云“及予归而政益
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②。但是，当
弘光朝廷骤然土崩瓦解，江山易主时，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
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
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另一部分人则护发自裁，以消极抵制态度保
持自己的名节。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不惜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
然而，历史的进程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以曾否剃发（甚至一度出任清
朝官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绅民的政治倾向。即以学术界关注的所谓清
初“遗民”而言，没有剃头改制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他们在清朝统治未稳固
以前大抵致力于反清复明，天下局势已定以后大多数采取同清廷不合作对
策。遗民们诗文中留恋故国的心声随处可见，然而也不免出现个别为清廷或
清朝官员歌功颂德的文字。历史上确有一批表里如一，绝不作违心之论的硬
汉，但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每当处于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
纷呈繁杂，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才可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并进而通
过这些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的进程。
1645 年夏，迫于清廷严旨剃发改制的明朝文官武将人数极多。从表面来
看，多尔衮等满洲贵族制定的“一统之规”颇有成效。正如上面引用的小故
事里所讲的“发短心长”，成功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降清文官如钱谦益、
李建泰、丁启睿等人，武将如姜瓖、金声桓、李成栋、王光泰等人不久都在
不同场合中展开反清复明活动，其声势之猛烈、地域的辽阔，完全出乎清廷
意料，几乎有难于招架之势。
拒不剃发，以死自誓者为数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苏松巡抚祁彪佳、
少詹事徐汧，左都御史刘宗周。下面以刘宗周为例作一点剖析。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
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
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
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
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
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
和偏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
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
①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② 陈子龙自撰年谱，见《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七○二页。
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
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①。考虑到
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
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
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
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
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
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
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
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
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
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
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①据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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