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次不同，依杨凌的了解，杨虎此人志大才疏，在绿林中虽有威名，而且武功了得，不过行军打仗谋略用计实非所长，这一次白衣军一反常态，不再漫无目的地四处流窜，摆出对德州、济南势在必得之势，而且霸州响马盗与之遥相呼应，里外夹攻，显然双方已经取得了联系，并就重要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一致意见。
从流窜，改为试图霸占山东、山西，以此为根据地，再图河南，将京畿所在的河北变成一片孤地，这样的宏图大略杨虎想不出来，那群响马盗也没有这种见识，估计十有八九是出于赵疯子的主意，不过现在白衣军势力在响马盗之上，却能从善如流，看来杨虎手下也有能人，不但赞同赵疯子的军事部署，而且影响了杨虎。
一方面，这是反贼手下智谋之士策划的战略，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支队伍日渐壮大后的客观需要，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据点、一个根据地了。就算没有人谋划，杨虎现在想不到，随着他的军队日渐壮大，这个问题他早晚也会意识到。
杨凌知道，这两支反贼已成朝廷心腹之患，然而大明目前无论是从财力还是军事上，针对白衣军的行军特点，都不可能从帝国调集大量军队剿敌于山东一隅了。
朝廷的战略也是因时因地随时改变，白衣盗力弱时，杨凌和内阁的意见一致，都是堵死白衣盗的出路，毕其功于一役，拼着山东遭受重创，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山东境内。
然而，随着白衣军的力量日渐强大，狼已经变成虎，而朝廷既无法、也不能更没有时间把全国的精锐之师、全国的财力都集结起来用之于山东，甚至随着朝廷统治在山东的彻底瘫痪，这里有成为猛虎啸聚的山林之势，那就只有逼虎出山，不给他们营造根据地的可能。
流匪祸害再大终是流匪，是无法动摇国家统治的，而拥有自己的根据地，那么随之而来，他们就会建立统治、建立政治制度和律法，建立后勤，并且把完全的破坏改造为有目的的建设，那才是最可怕的。
朝廷已经制定分地负责坚壁清野，各府各道各司其职的剿匪战略，驱虎出山，虽然白衣军驰骋中原，祸及的地方更多，但是首先把他们赶离了京师重地，不使京师所在、天子之府时时陷于危急之中；二则免致京师周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被他们祸害得彻底糜烂，几十年时间生产力也得不到恢复，那样兵灾还会随之出现。
而驱狼流窜，既可乏其兵，挫其锐，把伤害分散开来，易于剿匪之后恢复经济，又可充分利用如果集中起来使用将消耗巨大、且效力难以发挥的各地财力、物力和兵力，共同剿寇。
这一点只有朝廷中枢的人才知道，这样残酷的决定是不可能告诉地方的。如果让地方知道中央为了避免国本动摇、为了充分发挥全国的力量剿匪，有意把他们逼出去，受到侵害的地方难免产生怨尤甚至民心思变。
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站高望远，有时候，纵观全局、统筹决定的苦心，地方未必能够理解。而且出于地方利益，他们也不愿意执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就算变成人间炼狱，没有身受其害的其他府道的官民士绅没有切肤之痛，也不会毫无怨言地供应财力物力。
如果各处都消极应付，等到北方的反贼趁势坐大，那么天下所受的伤害将更加难以估计，不这样做，有几个人会有那么长远的目光呢？
想想明朝末年北京城破城在即，朝廷甚至没有军饷来调兵支援，而读过书、见过世面的高官富绅们家中财积如山，却仍不肯拿出一文一毫来，坐等城破被人抄家的鼠目寸光，就可见一斑了。
这些宏观战略杨凌自不会说给这些将领们听，他先夸奖了一番守军们的英勇，然后说道：“目前赵疯子打出了‘建国扶贤’的口号，又口称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过是蛊惑民心罢了。
他西进山西，只有万人，不过依我看，这才是心腹大患，远非刘六刘七和杨虎一群草莽可比，所以尽管德州岌岌可危，许泰大军还是被朝廷派去追剿，勿使他立足山西，引火燎原。因此，本国公这次来，只有数千精骑侍卫，此外再无一兵一卒。”
他的目光凌厉起来，肃然说道：“也就是说，德州之围、山东之难，你们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借助，完全要靠自己。本国公带来的，只有一颗头颅，为你等共进退罢了！”
这番话声色俱厉，既是说给在场将领们听的，也是说给各地孤城悬立、翘首待援的州府官员们听的，他们的特使听了不禁为之怵然。
众将领先是一怔，随即纷纷起立，慷慨激昂各表忠心，杨凌淡淡一笑，举手安抚道：“诸位将军请坐，其实白衣军、响马盗虽然风头正劲，也未必便不可打败。我自朝中来时，中枢对于白衣军响马盗，也曾有过种种议论。
有议和的，认为招抚为上。本国公招抚过两次，一次在江南，成功了。一次在霸州，失败了。此时我却不赞成招抚，贼军士气正旺，未尝一败，没有强大的威慑力，如何能逼人签下城下之盟呢？招抚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他们根本不会有诚意。
而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京畿流贼悖理枉法，荼毒百万。朝廷一出师就议抚，凡有血性的人，没有不痛心疾首的，从此野心勃勃者必众，朝廷官兵也再无颜面可存。所以朝廷已决意必战、死战，法不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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