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浔这一说，朱棣登时慎重起来，忙也身形前倾，凝神道：“文轩，你仔细说来！”
夏浔提的这两件事，归纳起来就两句话，一是民族政策、二是军队改革。
这两件事听着简单，但是因为辽东部族的独立性比较强，所以在大的范围上，这两项权力却分别归属于外交和国防，要改变这两项政策，的确需要皇帝点头，他是一等公爵也好、皇帝特旨任命的幕府将军也好，都无权变动。
夏浔的主张上，对原本的归附部落的处置政策，有一紧一松两个改变。
紧的方面，夏浔反对原来对归附部落过度的纵容和粗放式管理，不赞同让他们划地自治，保持自己原有的部落建制和生活方式，希望让他们尽量和大明边民融合杂居，同时以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渐渗透到这些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部落中去。
松的方面，是洪武元年时起，禁了胡语胡姓；洪武四年起，禁了胡礼；洪武五年起，强令蒙古人、色目人不许与本族内嫁娶，违者治罪……这实际上也是朱元璋谋求民族融合的手段。还有比婚姻嫁娶更好的融合方式么？一旦他们与汉人结成家庭，其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渐渐就会发生变化，与夏浔的目的其实并无二致。
但是夏浔反对这一政策，因为这种想法是好的，可实际上这种不合情理的行政性命令，根本不存在推行的可能。就像到了现代，法定婚姻年龄是二十多岁，可南方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根本不予理会，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照样嫁人生子，计生委的人敢去干涉么？闹大了就是民族性质的事件，只好听之任之。
胡人的礼法虽不似汉人一般重视传承和祖宗，可是强迫其改姓更名、换一身汉服，这也是令其极为反感的，这种形貌上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本心，而且施行起来非常困难。就像朱元璋不许没有功名的商贾、平民穿丝绸一样，只要人家家里有钱，大不了出门的时候外边套一伴布衫，在家里时更是一身绫罗，谁管得着？
少数民族更是这样，这种强迫性的政令，只能让他们在户籍登记时胡乱取个汉名，出门在外时穿一身汉衣，而且这还是特指北京、大同等一带地方，在辽东地区对归附的部落，朱元璋担心他们骄悍野蛮，与汉人生事，对他们的安置基本上都是划地自治，这种情况下推行以上政策更是绝不可能。
至于强迫的禁止本族内部嫁娶，更是有其令而根本未得施行。这是朱元璋理想主义的一个想法，具体做事的官员不想阳奉阴违也得阳奉阴违，这和元人划分四等人，对汉人和南人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固囿重重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一种歧视性的戒备，除了挑起民族对立和不断的冲突，根本无甚益处。
这些强制性的同化措施，是急功近利的，它只注意到了这么做，历经几代之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却忽略了执行它的人，是有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这些粗暴简单的政策，只会让一些真心归附的部落也觉得朝廷歧视他们、不信任他们，不利于怀柔和争取。
这些事情，夏浔每一件都讲得非常仔细，反对什么，因为什么反对，赞成什么，因为什么赞成，理由讲完了就举出非常详细的事例，夏浔道：“辽东强迫嫁娶的极少，这条政令名存实亡。即便在有条件的地区强力推行，他们明明在本族内部有可意的佳偶，却得迫于政令，强迫另择婚姻。结果大多是制造了一对怨偶，进而造成两家的矛盾，然后便是两个族群间的冲突啊！”
朱棣就藩北平二十多年，这些事他并非一无所知，对夏浔所说的“与其强迫融合，反而迫其对立，不如润物无声，虽需时日更久，反而更见成效”的说法深以为然，朱棣轻轻点头道：“嗯，朕久居北京，这些事情也时常听说。你所说的这些，朕大体赞同，只是所涉具体政策太过繁杂，一时理会不清，回头你上个详细的奏章上来。”
夏浔忙恭声应是。
朱棣目光一凝，又道：“所谓军队改制，又指什么？”
夏浔深深吸了口气，说道：“一则屯田之制；二则军户之制！”
屯田之制和军户制定，也是朱元璋极为得意的两项政策，不过从这两项政策制定之初，就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即便在洪武朝时，哪怕是朱元璋那样强势的一个皇帝，也常有大臣上疏，就这些政策的弊端提出异议，建文、永乐两朝时，政局气氛比较宽松，有关这方面的争论更是时常可见，作为皇帝，朱棣对这方面的利弊得失一直非常清楚。
所以夏浔只说了这两条，还没说内容，朱棣的眉头就微微蹙了起来。
其中的复杂程度、改革难度极大，如果一旦在全国施行，要涉及数百万军队和数百万个军户家庭，这是国本，即便皇帝，也不敢一拍脑门，便轻率地答应。何况，简拔辽东幕府下设的专署为官署，大批由夏浔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官员，再让他着手操持屯田和军户……雒佥和陈寿等人的话又将一层阴霾掩上了他的心头。
朱棣不是长在深宫妇人之手的一个蠢蛋，对于捧杀之语未必尽信。不过，防备权力的流失乃是身为统治者的一种本能，也是身为统治者的一个必然。权力的牢固，是江山稳固的保障，哪怕是亲生儿子，也不能寄望于感情和信任，这是必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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