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你要说什么呢?”塔科维亚咕哝着，往毯子里头再缩了缩。
“呃，这个，我要说的就是，我们都羞于说出来我们拒绝了派遣。社会意识完全支配了个人意识，而不是两者取得平衡。我们不是在协作——我们是在顺从。我们害怕被遗弃，害怕别人说我们懒，说我们没用，说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对邻居评价的惧意，更甚于我们对自己选择自由的敬意。你不相信我，塔科，可是试一试，试着跨过那条线，想象一下，看看你会有何感受。你会认识到，蒂里恩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崩溃，会失落绝望。他是一个罪犯!我们制造了犯罪，跟那些资产者一样。我们把一个人赶出了我们认同的圈子，然后为了这个而声讨他。我们发明了法律，常规行为的法律，在我们身边筑起了墙壁，我们却看不到这些墙壁，因为它们已经成了我们思想的一部分。蒂里却不这样。我从十岁开始就认识他了。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从来没有筑起过墙壁。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他是一个天生的奥多主义者——真正的奥多主义者!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而我们，他的兄弟们，因为他第一次的自由行动而惩罚他，逼疯了他。”
“我觉得，”塔科维亚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一副自卫的神色，“蒂里不是很坚强。”
“是的，他极度地脆弱。”
然后是长久的沉默。
“难怪他老找你。”她说，“他的剧本，你的书。”
“可是我比他幸运。一个科学家可以宣称他的作品并不是他自己的想法，那不过是不带私人色彩的事实。一个艺术家却无法拿事实来打掩护，他无处遁形。”
塔科维亚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翻个身坐了起来，把毯子拉到下巴那里，裹住整个身子。“啊!好冷啊。我错了，是吗，关于那本书。让萨布尔把书删节还署名了。这么做似乎是对的，似乎是更多考虑了工作而非做工作的人，考虑了自尊而非虚荣，团体而非自我，好像是这样。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吗?事实上是投降，向萨布尔的权力主义投降。”
“我不知道。可是书确实出版了。”
“结果是正当的，方法却是错误的!谢夫，我想这件事想了很久，在罗尔尼的时候。我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我当时怀孕了，孕妇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的，只有最原始的牺牲冲动。什么书啊、伴侣啊、事实啊，如果它们威胁到了宝贝的胎儿，那就都见鬼去吧!这是想要维护血统存续的一种冲动，可是这种冲动跟团体是冲突的;这是冲动是生物学意义，不是社会学意义的。男人很幸运，他们不会受到这种冲动的控制，可是对此他却能比女人有更好的认识，而且保持警惕。我想这就是以前的统治阶级将女人看作一种财产的原因。女人为什么甘愿如此呢?因为她们时刻处于怀孕状态——因为她们已经被占有、被奴役了!”
“也许是这样，可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团结的共同体，奥多的精神无处不在。做出这个承诺是一个女人!你现在在做什么——纵容自己的内疚感?让自己在泥沼中打滚吗?”他的原话其实不是“打滚”，因为在阿纳瑞斯没有在泥沼中打滚的动物;他用的是一个复合词，字面上的意思是“不停地往身上披上厚厚的粪便”。普拉维克语很灵活又很精确，说话者经常在不知不觉间就会说出一个生动的比喻来。
“呃，不是的。有了萨迪克，感觉真好!可是关于那本书，我做错了。”
“我们都做错了。我们总是一起犯错。你不会真的以为，是你帮我做的决定吧?”
“在那件事情上我想是的。”
“不是的。事实是，我们俩谁也没有做决定，我们谁也没有做出选择。我们让萨布尔为我们做了选择。盘踞在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萨布尔——传统、道德观、害怕被社会抛弃，害怕与众不同，害怕享有自由!呃，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虽然学的很慢，但是还是学到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塔科维亚问道，她的声音因为欢欣激动而颤抖。
“和你一起回阿比内，组建一个协会，一个印刷协会。把《即时理论》完整地印刷出来，还有其他我们想印刷的东西。比达普的《关于开放式教授科学的设想》，PDC是不想出版的。还有蒂里恩那个剧本，这是我欠他的。他让我明白了监狱的概念，让我明白是谁建造了监狱，那些建造起墙壁的人就是自己的囚徒。我要发挥我在社会有机体中应有的作用。我要去摧毁那些墙壁。”
“风好像大了。”塔科维亚缩在毯子里说道。她靠到他身上，他伸出手拥住她的肩膀。“我想是的。”他说。
塔科维亚入睡了之后，谢维克还久久地保持着清醒，他用双手枕着头，眼前一片漆黑，耳边一团安静。他想起了自己在沙漠里的长途跋涉，想起了沙漠里的起伏地面和海市蜃楼，想起了那个司机光秃秃的褐色脑袋和率直眼神，他说过，人应当跟时间合作，而不是与之作对。
在过去这四年里，谢维克对自己的意志力多了一些了解。在意志力受挫的时候，他了解到了它的强大力量。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强迫力量都无法同它抗衡，甚至连饥饿也无法将它压制下去。他拥有的东西越少，他存在的必要性就变得越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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