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练军的发展
二、练军的发展
所谓“练军”，就是区别于八旗绿营乃至部分湘淮旧式军队，使用新式的洋枪洋炮及与之相适应的操练方法，带有野战军性质的新式陆军。关于练兵问题，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已将其早期情况作了简略叙述。早期的练兵，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70年代中期清政府为了抵御外侮，在加强海军海防建设的同时，也大力加强陆军的建设。这就是我所说的“练军的发展”。即从绿营淮军等旧式军队中抽调人员成立的“练军”。这时的“练军”，既与湘淮军有别，也与前期练兵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由对内镇压人民转向对外抵御外侮，因而在训练方法和要求以及所用武器等方面均有改进。而最为突出的是武器的更新较为迅速。
在19世纪60年代，清廷在“固本弱枝”方针指导下，神机营的武器更新和训练方法，与淮军同样处于领先地位。70年代后，神机营的变化速度减慢了，由淮军单独来领导武器更替的潮流了。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淮军武器大有改观，陆续淘汰前膛枪，换用后膛洋枪。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卜炮队19营。1884年李鸿章鉴于“西人制造后膛枪炮日新月异，其速率之猛，准头之远，几于无坚不摧。……我仍因陋就简，……不恩变计，得失利钝之悬殊不待烦言而决”的考虑，令“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阿摩士庄等炮，呿暗士得、哈乞开恩、毛瑟等枪。”这些枪炮的使用，使淮军的装备更为精利。在向外洋购买这些新武器的同时，沪、宁、津三制造局也为其不断供应枪炮弹药。以枪言，在光绪十年前，淮军主要是林明敦、士乃得步枪和枪弹，以后则主要为黎意和毛瑟枪；以炮言，70年代前，淮军有沪、宁两局所制的长短炸炮，此后则有沪局仿造的阿摩士庄山炮、快炮等。因此，沪、宁、津三局可谓是淮军的军火供应库。
除淮军外，武器更替最快的当推练军。由于全国各省先后都设有练军，因此，练军的武器更新情况也不一致。直隶练军武器更新的速度显然快于各省练军。在1874年李鸿章即说过：“直隶练军，屡经挑选整顿，近始兼习洋枪、小炸炮。……各省抽练之兵大率类此，用洋枪者已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到1884年，直隶练军一律改用哈乞开思、毛瑟等新式后膛枪，而其操用之士乃得、林明敦等旧式后瞠枪又转而调拨给各省练军使用。在70—80年代，各省练军操练旧式后膛枪的还不多，操练新式后膛枪的就更少。不少练军还在使用前膛枪。例如：云南练军直至1884年法国入侵边防，形势日紧时，始到广东购办后膛枪炮；1889年张之洞调督湖广，看到湖北练军各营“犹沿用旧式前膛枪炮，于后膛枪炮澡演之法多未通晓”，乃向广东借拨黎意枪、克虏卜炮等新式后膛枪炮给各营应用。其他各省练军使用武器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张之洞于1885年谈及各省使用枪炮的情况说：“现在粤省历经购备精械，已属敷用，即直、东、两江、闽浙筹办洋防有年，想亦不虞缺乏。……此外，如甘肃关外及河南、陕西、四川、湖南等省防军，皆以距海遥远，尚多沿用旧枪，后膛新械甚少。”这里说明，沿海军队所用武器最为先进，内地则落后很远。沿海与内地所使武器的不平衡与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是很相似的。
和淮、练各军相比，八旗、绿营武器更新的速度最为缓慢。到80年代才开始逐步改进。就在淮军和沿海各省的练军已改用后膛枪时，旗、绿各营使用弓箭刀矛冷兵器的局面仍未改观。甚至沿海地区也是如此。80年代初广东驻防的旗兵仍使抬枪、鸟枪等旧式火器，广州将军长善为此而呼吁说：“抬枪、鸟枪两项，实属无用，即行裁撤储库，每年应造抬炮、鸟枪子药等项，亦一律停止。”驻江苏的旗兵亦有同样情况。江宁将军希元亦作同样呼吁：旗兵必须迅速改鸟枪、拾枪为洋枪，因“洋枪一项，擎放迅捷，最称得力。”为此咨商两江总督刘坤一筹拨洋枪1000杆，以供旗兵操用。云南绿营到1886年还在用火绳枪，总督岑毓英命令“一律改练洋枪”。因无力购买后膛枪，这个所谓“洋枪”，只不过是廉价的过时的前膛枪而已。“如有战事”才能“将库存之后膛枪发给应用”。湖北省的绿营，直至1893年仍用土枪，于是张之洞“饬令一律操演前膛洋枪”。
由此可见，武器最先进者为难军，70年代中期以后，从绿营乃至湘、淮军中抽调人员组成的练军，在沿海者可与淮军并驾齐驱，它们的装备已接近西方水平，在内地者则稍逊；至于一般的旗绿各营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因此可以这样说，在那时，与西方各国差距最小者是淮、练军的军器。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训练方法也相继传入，这使中国陆军的军事技术向着近代化方向缓慢变化。经过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对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认识，已从船坚炮利进展到了战术战法。奕认为，八旗禁军的溃败不仅在于缺乏洋炮，而且在于不谙战阵。以致“每于临阵时，防身无术，能整而不能散”，“若遇敌兵包抄，纷纷溃散”。因此从同治元年起，在天津和江南沿海各口，旗绿各营和淮军都聘英法教习，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洋操典，训练军队使用洋枪洋炮，操演队列阵式等。1864年，两广总督毛鸿宾说：“勤于训练，号令整齐，则为洋人所长”。次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出门看标字七营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军队不逮此远矣。”从70年代起，由于普法战争中法国陆军的战败，清政府又转而向德国陆军学习。1873年，兵部在奏折中称：“今泰西陆军之强首推德”。随着学德风气的蔓延，德国军人纷纷来华，有的直接在各军营教演后膛枪炮的操法，如淮军炮队雇德国军官李劢协来华教习3年，德国军官瑞乃尔在山东练军执教。有的则担任各陆军学堂的军事教习。这时向德国学习军事技术的内容除了操演新式枪炮，队列阵式之外，还有每天林操，熟演料敌应变之法；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战攻守之法，以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等。虽然陆军的战术战法远比军器的改变慢得多，但是“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因此在中法战争中，滇军的“滚草龙”式的掩护跃进法、地营法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提倡的“撒星阵法”，会办云南军务的鲍超提出的“直入夷阵短兵相交，四面兜剿”等新的战术战法，都是源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这种军事技术的进步，才会取得如台湾保卫战、镇海保卫战、镇南关大捷、谅山战役的胜利。正如御史唐椿霖指出的那样，“从前我军遇敌即溃，今则选将募兵，迭获胜仗，渐挽积弱之习”。经过对中法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5年称：“今日行军要务，如施放各种后膛枪炮、鱼雷、水雷以及测绘、地图、建造各种炮台、急就土垒、行军电线、安设地雷、修整军器诸事宜，将士皆当通晓”。因此他重新制定操练章程，包括卧放后膛枪、炮队测表取准、掘地造营、安放地雷、修筑炮台、临敌散队、演放火箭，安设行军电线、逾濠越岭、夜战扰敌十项科目。意在改变以往练兵“所操之阵法皆非临敌所用”，重表面文饰而不重实战的训练方法。将测量、营垒、安设地雷、行军电线等新型学科，包括滚地前进、临敌散队、人自为战、夜战扰敌在内的新的战术战法，融进了训练方法之内，张之洞对练兵方法的改进，无疑会推动陆军军事技术的进步。但因旗绿勇营军事组织的陈旧，限制了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洋务运动时期，军事技术朝近代化方向发展的速度颇为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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