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不仅如此，铁路营业收费还可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之道无踰于此”。“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正好在这一年李鸿章奏请架设电线，刘氏说：“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刘铭传还提出造铁路干线的设想：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先办清江至京一条，以与议设之电线相表里。应该说，刘铭传的建议是及时的可行的。清廷于当天即下达了“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的上谕。
在李鸿章、刘坤一未及复奏时，顽固派代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其基本理由与当年反对洋商在中国造路相类似，不过这时更具体化并有针对性地描准刘铭传的建议。张氏提出造铁路三大弊端，除所谓影响民间田亩、房舍、坟墓等之外，就是清江开设铁路，洋人“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前往这个未开埠的城市，“则将何以应之”；“铁路既开，则由上海、汉口入京者，大半归于陆行，天津码头即将从此而衰，……招商局数百万款项弃于一旦”，是“耗费巨资以求不可必得之利”，必不可行。清廷亦于当天批交李鸿章、刘坤一，着将张氏奏折与刘铭传奏折一并复议具奏。
李鸿章于张家骧上奏后10天即具折声援刘铭传，他在《妥筹铁路事宜折》中首先列举欧美各国之所以日臻富强的原因，是“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并阐述了铁路有易于集兵、利于运输以及军饷、通讯、救灾、拱卫京师等九利，其中“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李鸿章极力赞成刘铭传的修筑铁路和先修清江一路的建议；并针对张家骧的“三弊”逐一予以驳斥。与此同时，李鸿章又致函醇邸奕申述奏稿中的论点，对于奕各项疑问一一予以说明，希望得到支持。至于刘坤一的意见，李鸿章虽有“妨民间生计”、“内地税厘将归乌有”等“过虑”，但基本倾向如其所说“刘铭传所请，适与臣意相符”，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然而，顽固派不甘示弱，他们疯狂反扑。通政使参议刘锡鸿赤膊上阵，声言：“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提出“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耸人听闻地叫嚷“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入室矣。”这实际上是10余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筑路时所谓“尽东其亩”语言的重演，并无新意，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也只是以之对付侵略者的武器拿来对付刘铭传罢了。其他如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也迫不及待地出场扮演反角，陈述不宜筑路的陈词滥调。
经一段时间的争论，清中枢于1881年2月14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下达上谕：“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这宣告了这场争论以顽固派胜利而告一段落。
然而，就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争论的时候，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洋务筑路派在口舌之争中“败诉”之际，却在筑路的实际行动上取得胜利——庸胥铁路建造完工。该路于1880年10月间开始建造，1881年春夏之交建成，先用马拉，是年6月9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始用机车牵引，机车名“中国洛克号”，后虽因言官弹劾，说什么机车行驶震动东陵，行驶不久即被查禁，但却是中国使用机车牵引火车之始。值得奇怪的是，唐胥铁路建造之际，正是顽固派坚决反对中国自己修筑铁路之时，也是清廷下达对刘铭传修建铁路之奏“著无庸议”之时。这种矛盾现象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与奕的指导思想有关。奕在双方争论时曾对李鸿章指示：铁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李鸿章许之为“权衡至当，深协机宜”，并作了“鸿章亦索有此意”的表示。这样，上述矛盾现象就可得到答案了。这种情况，就预伏着下述两种征兆：一是洋务派虽在筑路的口舌之争中“败诉”，但终有一天会“胜诉”的；二是从历史上看铁路在中国确是“渐推渐广”的。如果说70年代中期还在晓晓不休他说铁路只能行于孤悬外海的台湾，不能行于内地的话，时隔四五年却开始行于内地了，并且就在清朝的心脏地区京津一带了。因此，唐胥铁路对于冲破不许筑铁路的防线的意义，远超过台湾筑路所造成的影响，在不远的未来铁路建设必将有较大的“推广”和“突破”，这可从唐胥路展筑和津沽路建成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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