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争论从1883年到1888年。争论的直接动因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
第一次关于铁路的争论，由于上谕刘铭传修路的建议“着无庸议”而暂时告一段落。但并非僵旗息鼓，而是双方均在伺机行动。1883年，法国向越南进兵日急，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李鸿章向奕建议，除催促向德国定造的“定远”铁舰赶快回华、加强弁兵的电线电机等训练以准备迎战法军挑畔外，又提出急修铁路问题，他说：“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铁舰，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计为幸。”1884年中法战起，漕粮海运恐有资盗之虞，河运则有阻滞之难，于是议修铁路者渐增。反筑路者乘机起而进攻。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上奏清廷，力陈修建铁路之害。他们的发言，大都为陈词滥调，什么“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啦，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啦，必使“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挺而走险流为捻匪”啦，等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和缺乏说服力的。
正在铁路论战第二个回合进行之际，发生了有利于洋务派的三件事：一是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谴责徐致祥所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诞妄，著交部议处”，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这无疑是对顽固反筑路派的一个打击。二是1885年夏左宗棠临病逝前写下遗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他指出：外洋各国建造铁路“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的情况，其“有利无害，固有明征。”认为“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辨白。”三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三人均是积极主张加快修筑铁路的，尤其是奕为光绪帝生父，权倾一时，是铁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第一次论战因一道“着无庸议”的上谕而告一段落，筑路派明败而实胜地修建了一条唐胥铁路；第二次论战虽没有谁来作定论，却以展筑唐胥铁路和修建津沽铁路的事实，来回答反筑路派的攻击，从而宣告铁路问题的论战，洋务筑路派没有“明败”而是“实胜”者。
1886年秋冬间，李鸿章在对士大夫之“毁谤铁路”者的：有碍庐墓论、夺民生计论，“我能往寇亦能往”的“尽东其亩”“开门揖盗”论，一一予以驳斥的同时，与奕讨论如何展筑唐胥路和造津沽路的问题。并着手先筑胥各庄至阎庄65里铁道。这条铁路是1886年8月间，由开平矿务局商董，以运河浅阻，“矿内积煤日多，欲运煤而路不畅”为由，而请求修筑的。为此，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资本25万两，其中一半为开平矿局股本。随即于是年秋开工，因地势平坦，进展顺利，工本费用亦较轻。这就是商本商办的开平铁路。
胥各庄至阎庄铁路开工以后，1887年1月1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奕与李鸿章筹划展筑阎庄至大沽一段铁路，并建议“由海署奏明由贵处（按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引者）筹筑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名曰试办。……徐为扩充。”奕之所以把从阎庄到大沽一段铁路定为军事国防之用，并强调“试办”和“徐为扩充”，这是为减少阻力之故。于此可见奕与李鸿章在造铁路上的志同道合和默契的程度了。
李鸿章当即照办，他复醇邸函云：“铁路试办，拟即遵来谕，由阎庄至沽、由沽至津，令官商妥议，复到即咨请海署会奏。但招股多少、迟速，俱难逆料，凡官可以为力之处，自无不竭力助之。沽北 之路作为官商合办。”然而，工作进程迅速，过一个多月，海军衙门奕、李鸿章、曾纪泽联名上奏清廷，充分说明了筑开平至大沽、大沽到天津铁路对军事国防和官商之利，说：“开平铁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藉充养铁路之费。”建议归开平铁路公司一手经理。公司随即着手招股100万两，还以开平铁路赢利情况为例，以吸引投资者。称：“运煤一宗每年准保得银三万两，有盈无绌；灰石杂货等项，可得银一、二万两；搭客等费亦得银万余两。”除去养路等开支费，股银足有五六厘至一分之息。”这并非夸口之词。然而，招股没有如愿完成，仅得108500两。不得已借拨天津海防支应等局16万两，并先后以北洋大臣名义向英怡和洋行借款63.7万余两，向德华泰银行借款43.9万余两。
津沽路工程进展亦很迅速，1888年10月3日即全线竣工。9李鸿章亲往查验，并第一次乘坐火车直抵唐山，甚为满意。他于10月13日致函奕，极力主张速建律通路说：“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益，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李氏抱着支持的态度说：“鸿章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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