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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史_夏东元【完结】(121)

  正当张之洞因款、铁问题在建卢汉路上作长期打算的时候,日本势力对朝鲜侵略日益深入,沙俄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作为东侵的工具,日、俄均对中国东北威胁甚大,清廷因而作出缓办卢汉路先建关东路的决定。显然,这是为了防御俄、日而经营东北并支援朝鲜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是对的。

  出于俄、日均对朝鲜虎视眈眈,大有通过朝鲜入侵东三省之势,于是总现衙门于1890年3月31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一日)奏陈整顿朝鲜事宜:“精练水陆各军”、“东三省兴办铁路”等六条,同日,即得到清中枢“整顿练兵、兴办铁路两条均合机宜”的旨准。按照李鸿章与奕商定的计划:关东路以营口为起点经吉林而达珲春。李鸿章于4月16日即派吴炽昌率同工程师金达秘密前往勘路。吴、金均认为营口为起点,颇不方便:一是营口每年有5个月封冻期,运输不便;二是营口须建码头,水运至天津起卸亦难。时间上经济上都不合算。主张由津唐北端之林西接造至山海关,再出关续造。最后决定出关取道锦州直达吉林;另由沈阳造支路通营口。吉林至珲春段暂缓。线路既经确定,李鸿章即于1891年在山海关设了北洋官铁路局,并随即兴工。1893年筑至滦州,次年修抵山海关,甲午中日战起时,修至关外中后所,出关约120里。筑路的进度是缓慢的。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经费太少。从1891年奏准拨归关东铁路专款起至1895年共为600万两,其中1894年因慈禧太后六十寿庆挪用了200万两,1895年因中日战事而把筑路经费拨归军饷。于是筑到中后所只能停工了。

  综观洋务运动中修筑铁路的历史,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从清政府各派政治势力一致反对洋人侵占中国筑路权,到清政府内部顽固守旧派反对洋务派筑路,到一致认识到修建铁路在军事上商务上的必要性;等到没有人反对筑路了,却又在筑路地点上挑剔,从而发展到洋务派内部在津通、卢汉路缓急先后上的矛盾。总的看,虽然进展缓慢,却是步步前进的。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

  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

  一、办纺织工业的指导思想

  一、办纺织工业的指导思想

  人们常把洋务纺织工业,与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煤铁矿务的开采与冶炼,并列为洋务派举办的四大洋务民用工业企业。它们的举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洋商竞争,分洋商之利,追逐利润以致富:但也有不同点:轮船、电线和矿务三者,既是商务,又与军事上的需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轮船利于军队和军需的转运;电报对于军事信息传递起着重要的作用;煤铁和其他金属等矿务更明显的是为了军事工业能取得廉价的燃料原料;而办纺织工业却同军事无任何直接关系,仅仅是为了发展商务以致富之举。此其一。其次,轮船航运的创办,是在洋轮充斥于江海,电线架设时,洋商已在沿海设海线,并又在陆上设线,也就是说,轮、电二者都是在洋商侵占了中国利权情况下举办的,至于矿务,洋人也已在中国大事勘查矿藏准备擅自开采的情况下洋务派始着意于此的。纺织工业却是在洋商没有在中国设厂时开始筹建的。第三个不同点是,轮电、机器开矿和机器纺织四者,虽均为中国前此所未曾有,但纺织业又与前三者有其自己的不同特点。纺织业是中国有着攸久历史传统的最为普遍的手工业,绝大部分产品是与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人们一日不可或缺的衣服,中国手工纺织业也能生产,不赖外求。然而,正是因为人人日常所必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最先把它作为主攻的目标以扩展市场。因此,洋商虽没有在华设立纺织工厂,却通过商业渠道破坏了手工纺织业。如果说轮船航运的创办,是在沙船和其他民船之利被洋轮所夺,但并不普遍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话,洋务机器纺织工业的创办,却是在洋布充斥市场较为普遍地涉及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开始的,虽与轮运有某些相似,却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据上所述,其中尤其是对创办纺织工业的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轮船、电报、矿务的兴办如果说有较大的被动性的话,纺织工业的兴办则有着相当主动性,因为后者并没有洋商在华设纺织工厂的胁迫;轮船、电报、矿务的举办,表现了相当大的军事目的,纺织工业则完全是为了挽回利权,并藉此赢利致富,其间没有军事目的。因此,如果说其他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兴办,除追逐剩余价值之外还有着使用价值目的的话,纺织工业的兴办,则纯粹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它较之轮、电、矿等企业有着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其间没有多少封建性的动机和目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之后,输入中国商品结构有很大的变化,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无缘的刀叉、钟表、呢绒等物进口大为减少,与人民生活最接近的尤其是与衣食有关的物品,进口急剧增加,其中以布匹居于首位。洋商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政策等手段,只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中国人民,舍土布而着洋布者比比皆是,并从沿海而逐渐及于内地,诚如郑观应所说:“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纺织品进口的增加速度可以想见。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战前的年40余万两猛增至战后的1000万两,乃至50—60年代的2000—3000万两;到90年代初,棉纺织品进口总值竟达5270余万两,仅次于鸦片的进口数。手工纺织业所受严重的打击不言而知。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一章中已有较多的叙述,这里引用郑观应一段话作为手工业遭受严重打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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