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盖论中外通商以后之时局，中国民生之丰歉，商分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与夫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之多少以为断。近数年来，洋货洋药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支。现在洋货洋药之来源无可杜遏，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救之。……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且土货率皆质粗价廉，非多无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厘税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远，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故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
张之洞的观点与一般论者不同的是，从利商出发而及于军事防务，不像多数人是从军事上立论，故他将筑铁路的地点选在腹地，他认为铁路“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革也。”他说，这条路有着“无引敌之虑”、却有征调之便和贸易必旺、饷源必旺等八利，“将来集资推广续造”，向东、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视，二十年以后，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张之洞提出办卢汉路的同时，同意一些大臣的“缓办津通”的意见，但认为从津沽接续筑至山海关后，“通接关东”是必要的。奕对此反映除称张“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之余，认为“西果行，东必可望，但争迟早”。李鸿章尽管有着“通州、卢沟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则谣诼纷来，卢沟则浮言不起”的对缓修津通有抱怨情绪，但对于先办卢汉路，还是与奕一起作了：“两头并举，四达不悖，以为经营全局之计，循序渐进之基，庶几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事出万全，决可毅然兴办。”的肯定表态。
写到这里，要剖析一下李鸿章、张之洞关于津通、卢汉之争都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的说法。学术界多年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鸿章要筑津通路和向山海关、东北展筑，是为了扩大淮系集团的势力，张之洞坚主筑卢汉路，是为了扩大张氏集团的势力，因此，津通、卢汉之争，本质上是李鸿章、张之洞维护和扩大自己集团势力之争。这种论点忆测成分者多，缺乏说服力。津通、卢汉之争，始于张之洞修建卢汉路的提出，在张氏提出此建议的1889年4月1日（光绪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张之洞是两广总督、署广东巡抚，同年8月8日（七月十二日）始有调督两湖之旨，这是因为张之洞系修卢汉路发起人，在作出“缓建津通，先修卢汉”决定之后，调张氏总督两湖用意是很明显的，诚如张之洞所说：“洞调两湖，自为创办铁路”。张氏事先根本无意于两湖、也不知清廷有调张督两湖之意，何来修卢汉路是为了扩大“张氏集团”势力的想法呢！至于李鸿章的以唐沽、津沽路为基点向通州和山海关、关东延筑，从地势和形势看，从军务、商务两方面看都是必要的，即使有扩大本集团势力的意图，也是与国家民族利益有一致性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上人物事件，是置于历史规律中考察，是以客观效果为准进行分析做出结论；如果论及人们主观的东西，那也主要是政治家们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思想家经过加工的思想，某些个人的主观动机决不是史学的研究对象。
这个问题澄清了，可以将卢汉和关东铁路筹建情况作一简要叙述。
修建卢汉路，张之洞本意分为四段进行，清廷决定先从两头试办，南由汉口至信阳，北由卢沟至正定。张之洞造铁路的根本指导思想，“不外耗为本，计利便为末，储材为先，兴工为后”。因此，他主张不借洋债，不买洋轨，因为这是巨大的“外耗”，他认为：“洋款、洋铁两端，皆必致坐受盘剥，息外有息，耗中有耗。”如果那样做，这不是与我张某所提：“销土货、开利源、塞漏巵”的宗旨相违背了吗？因此，张氏筹建铁路的次序是：“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而勘路开工次之。”既然不借洋债、不买洋轨，上述次序是正确的。款从那里来？张之洞的意见是：“干路专归官办，以一事权；枝路留待商股，以便招徕”。那就是说，卢汉路干线的用款由官筹措。按当时估算每造一里铁路需款一万两计，卢汉路共需用款2000—3000万两。“积款”置于第一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不买洋轨，中国自己在当时尚无铁厂，大量钢轨所用的钢铁还无来源。于是张之洞拟将他在广东筹建的铁厂，随他移建于湖北。这就是后来的汉阳铁厂。但铁厂从建成投产到生产出钢轨须要几年时间，所以张之洞又提出：“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的十六字方针。可见，张氏将款与铁看作造卢汉路的关键和前提，这是对的。但款与铁完全靠自己，而且都是官的力量，丝毫不求于外洋，不一定是恰当的，这实际是自给白足封闭思想的反映。照他这样做法，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开工呢！按张之洞估计：“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从1889年动议到1896年由盛宣怀督办的铁路总公司成立的七年间，款根本没有积起来；铁呢，自1893年汉阳铁厂投产以来，出铁不多，钢含磷大多易裂，不宜千造铁轨。从盛宣怀接办铁厂和修造铁路之任后，款主要是借了比利时洋债，路轨主要是盛氏逐步解决“含磷易裂”技术难题后才用自造的钢轨。可见，张之洞顾虑用洋款、洋轨受人盘剥的想法是可取的，但因此而绝对拒绝借洋债、用洋铁，就不一定可取了。因此，学术界有人对于张之洞上述思想和做法予以表彰和肯定，我对这种评价是不能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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