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之洞办湖北织布局对促进近代企业的发展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地处中原内地的武汉地区，输进新的机器设备进行近代式的生产，除开风气之外，对于挽回利权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从1893—1900年，该厂生产原色布33万余匹，棉纱13.5万余担。这些产品销售于市场，就是对洋纱、布的排挤，就是“分洋商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很注意原料棉花的改进。他于建厂之初即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电告驻美使节崔国因：“请代购好棉子二吨，速寄汉口”。所谓“好棉子”，即他所说的“取其与湖北省气候相仿、地土相宜”者。可见他不是盲目引进棉子，而只是“于美国所产百余种选出两种：一宜于湿地，一宜于燥地，于湖北土性气候最为相宜”者。种子寄到后，随即札饬产棉各州县如武汉黄德荆州各属试种美国棉花。张氏还规定在新棉收成时，要“从优给价，尽数收买”。他预期“展转传播，不数年间，楚棉之美当不逊于洋棉”。后来，尽管由于播种时间过期、种子与气候、土性不适宜等原因而收成不理想，但还是接二连三地种植试验。张之洞这种改良品种的进取行为是值得称赞的。
湖北纺纱官局 湖北织布官局内已有纺纱车间，张之洞为什么还要另办纺纱官局？主要原因是由于纱销售量日增，赢利颇丰，可“以其赢余添补铁厂经费”。布的销路之所以远不如纱，是由于广大农村手工织布业，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普遍地用洋纱为经、手纺土纱为纬，对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尽管洋纱进口增加很快，但市场上的空白点还是大量存在。90年代前几年，纱价大涨，张之洞正在筹建的炼铁厂为资金短缺而焦头烂额之时，具有企业家头脑的张氏，是不会放过这个有利可图的机会的。他在筹建纱局之初，明确告诉筹办委员说：“核计所出纱布尚不为少，然比之汉口进口之数，相去远甚。”这就是说，纺织品市场是很广阔的。因此，他认为“再添设纺织新局，力图扩充，实足以保利权而济民用。”市场广阔的原因何在？张之洞认识也很清楚和正确，他上奏清廷说：
“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
这里把棉纱销售市场广阔原因和添办纱厂抵制洋纱进口的意图都说到了。1893年夏秋之交，张之洞即着手进行添设新纱厂的筹备工作。一方面请驻外使臣订购机器设备，另一方面筹集资本建厂。
厂址选在武昌文昌门外，厂房迟迟未建，到1895年夏机器设备基本全部运到，厂房尚未动工。这与中日战争正在进行，资金难集有一定关系。本来计划官商合办，张之洞说到过此事：“大率系官商合办，将来视官款、商款之多少以为等差，或官二商一，或官一商二，或官商各半，均无不可。”但一以“倭事未定，招股亦观望不前”；复以商资与官资所占比例及其同官权与商权不相适应的关系，官商之间发生争议，这种争议如张之洞所概括的：“大意但欲官助商人之资，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以致“官商合办诸多窒碍”。乃收归官办。1897年湖北纺纱官局终于建成开工，亦称北纱局。
与北纱局大约同时筹建的还有一个武昌南纱局，张之洞订购上等精利机器9.07万余锭，实际买到4.07余万锭，价约70余万两。加上镑价上涨、保险栈租等费，共用规平银87.97万余两。这些机器运鄂运江后，因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而把它们运两江，两江不能设厂又只好运沪，最后招商承领，始拟由陆润庠承领，以商股难招，未成；继则商由盛宣怀、张謇各领一半，共作价50万两，但盛宣怀的一半未曾领办，均由张春领去作为扩充大生纱厂之用。张謇在叙述这部分机器设备的命运说：
“计此官机，于光绪十九年鄂督在武昌认息借瑞记、地亚士洋行款所定。机至上海运鄂，鄂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随机洋匠一人，月俸四百金，前后凡五年，凡运鄂、运江、运沪之费，栈于上海地租、栈租、保险之费，洋匠月俸之费，洋行月息之费，统计近八十三万两。”
由于这批机器运来运去达5年之久，锈蚀甚为严重，在“运通安设之时，剔出腐败者，堆积如阜。”这种严重的损失，谁都不负责任，也追查不到是谁的责任。于此可见官办企业腐败程度了！
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
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
一、由封建教育逐渐向资产阶级教育转变
一、由封建教育逐渐向资产阶级教育转变
本书第七章已对洋务运动前期的新式文化教育，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随着洋务事业、尤其是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与发展，新式海陆军的建设，需才孔亟，洋务文化教育很自然地迅速发展着。而且在性质上也必然起着变化。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洋务教育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是封建主义教育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到80—90年代，则是逐渐向资本主义转化并相当程度变为资产阶级教育了。60年代的教育，是与军用工业、对外交涉相适应的，虽带上资本主义教育的色彩，但它是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并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教育体制，这一点是显然的。奕曾企图挑选正途出身的官吏到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以逐步改变原有的干部队伍结构和制度，但这仍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90年代则大不相同了。办新式教育的根本目的，虽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但教育的直接服务目标，却是日益增多地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为造船、驾驶、电报、矿务、冶金、铁路、纺织、商务以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培养所必需的人才。因此，教育的体制，包括课程设置、教育方式等，在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并显示出其不可逆转性。尽管在课程表中仍有读孔孟经书的课，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逐步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派遣到外国留学的学生肯定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国内办起的各类科学技术专业学堂也无疑是这种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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