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当时思想家的头脑中已有较为强烈的反映。例如，郑观应在70年代后期写成的《易言》中，就曾把中西教育制度作过对比，他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期于实用”，所以分别有船政、格致、武学、通商、医学、农攻等学堂的设立，他批评“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这种人去做官的话，“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一切具体的兵、刑、钱、谷等事务，必将“措治无从”。中国旧教育制度不及西方远甚。那么，60年代兴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怎样呢？郑氏说，那些学校，只学语言文字，“而于格致诸学尚未深通”，以致“制造全仗西人指授”，而这，“不过邯郸学步而已。何能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哉！”这就是说，新的与发展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学堂非赶紧创办不可，非大力发展不可。这种学校应该是培养精通科技的学生，他们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因此，它的学制与教学方法，都应该区别于旧的书院，也有别于60年代的同文馆等仅仅学习语言文字的学馆。郑观应说教师应从具有科技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中挑选，应“择西儒或出洋首选之官生，以充其任。”他充满信心地说，这样做，“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其他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加王韬、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盛宣怀等人，均有与郑观应类似的培养新型人才办新型学堂的言论。在此后20年间形势发展很快，近代工业企业大规模创办，新式而正规的海军舰队的建设与新式“练军”的训练，对新式的精通格致等知识的科技人才的需要更多和更为迫切，办新型学堂的呼声愈来愈高，办新型学堂的实践也愈来愈多。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绍也更为系统。郑氏所著《盛世危言》，在作为全书指导思想和纲领的《道器》之后，即以大量篇幅叙说西方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如《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考试上》、《考试下》、《藏书》等篇正文，和附录的《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等；王紫诠《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法国激励人材说》等。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在为中国兴办新式资产阶级教育制造舆论，也可说它们是在为中国变封建教育制度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探寻改革途径和模式。
事实上，兴办新式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以培养新式人才，基本上是与新教育的理论探索和舆论制造同步进行的。前者是由于办洋务事业的实践需要实用之才而促使洋务派这样做的。基本上是感性认识，而且是被动者居多。这些实践活动，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办各类专业技术学校。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洋务教育，由为封建主义服务转变为为资本主义服务，1872年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是洋务派在教育上跨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是洋务运动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洋务运动起步以后，引进西方技术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轮船等，只是零星地使用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依赖洋匠操纵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比比皆是。洋务派人士在实践中大都意识到，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非学习其数学、格致等科学原理不为功；他们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洋师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更好更有效的捷径，莫过于“置之庄岳之间”。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阉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则为丁日昌。
容闳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1855、1860年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1860年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7条改革建议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条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的问题的，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1865年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
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容闳最先直接与谈的官员是被他称之“志同道合”的丁日昌。1868年初，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容即去苏州公署拜谒，“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容闳乃拟条陈四项，除设轮船公司、开矿和限制教会权力作为陪衬外，着重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于总署文样，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搁置下来。1870年丁日昌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屡与曾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深韪其言”，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好事。曾氏与李鸿章专折会奏，拟订章程。并提议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荔秋）为正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主持其事。很快得到总理衙门同意。奕奏称：“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波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显然，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为了直接在洋人那里将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以图自强。这个用意应该说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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