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彬、吴子登的反对和攻击不是孤立的，国内顽固派与之遥相呼应着，“士大夫议者纷纷”，1880年左右达到高峰，他们说“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砂实效。”李鸿章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倾向于顽固派，他带着妥协的口吻对时任驻美国秘鲁公使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他为此致函容闳，“属勿固执己见”，并“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更促使加速撤退留学生。在议论撤退留学生问题时，吴子登始则主张“悉数可撤”，继则认为，“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陈兰彬则“坚持全裁之议”。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三、留欧学生的派遣
三、留欧学生的派遣
清政府鉴于幼童缺乏外语和测算等科学知识基础，在外国学习时间过长，不但经费太费，抑且因年幼“易染西洋习气”，所以主张出洋留学的学生，应以成年的、外语和科学基础知识根柢较厚者为宜，学习时间以3—5年比较适宜。在那时，具有外语和科学基础知识的青年，主要是马尾船政局所设前后学堂培养的学生。郭嵩焘曾想要求派10名湖南青年出国，李鸿章拒绝说：闽厂学生有语言、科学知识基础，派他们出洋学习，“五年可期藏功，若如尊指募湖湘子弟十人，于洋文素未涉历，则须仿用赴美学生之例，以十余年为限，先习语言文字，再进机器、测算、汽化各大学堂，于闽厂学生似觉不伦不类，似难合一。”这样，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派遣的留欧学生，很自然的主要在马尾船政局前后堂学生中挑选了。
闽厂学生到欧洲留学，始于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提议。他根据该厂造船过程中的经验，认为必须派员匠学生等到欧美有关国家学习，这是因为“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因此，“欲日起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他主张学习法国语言文字的前学堂学生，选其“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之后学堂学生，选其优异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方案，“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沈葆桢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本拟随即施行，因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和“滇案”等事端而延搁了下来。1876年“滇案”议结，闽厂学生出洋留学事又被提到了日程。李鸿章于该案议结时将此事会商于威妥玛，并告以“将遣学生赴该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舰学习”。与此同时，李氏又与带领学生出洋之日意格、李凤苞再四讨论，拟订章程。原拟派49人，后经逐细挑选共得30名，其中制造学生郑清濂、罗臻禄等14人，另有裘国安等艺徒4名，以上18名赴法国学制造；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12名，赴英国学习驾驶。于1877年3月31日（光绪三年二月初十日），由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等工作人员，与学生一起出洋。船政大臣吴赞诚表达此举的心情和目的说：“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这种为社会发展而上下一致地培养人才之举，是非常可取的。接着于次年复增派艺徒5人，如将此5名也算作第一批，那末，第一批留欧学生应为35人。如果加上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学习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三人，共为38人。（见附表一）头批学生学习3年，于1880年先后回国。李鸿章和江督沈葆桢在第一批留欧学生即将回国时，即奏请续派。他们说：“西学精益求精，原无止境，推步制造，用意日新。彼已得鱼忘筌，我尚刻舟求剑，守其一得，何异废于半途。”因此，必须“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才能不断地取西人之长，使“人才蒸蒸日盛”。非续派学生出国留学不可。这种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人才知识也必随之更新的发展观，表明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在洋务活动实践中认识水平的提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请求，很快得到清廷批准：“着庆春、何璟、勒方锜查熙出洋章程，接续遴才，派赴英、法各国就学。以冀人才日盛，缓急有资。”乃于1881年续派陈伯璋、陈才鍴等10名，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出洋，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见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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