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复派第三批学员，由监督周懋琦率领分赴英法各国学习。这批学生的来源与第一、二批稍有不同。主要选自水师学堂，除福建水师学堂外，尚有一部分是天津水师学堂官学生。共30名。去英国：学测绘、图阵兼学驾驶铁甲者11人，学兵船轮管机和算学格致者4人，习公法等文科者3人；其余12人均在法国学习，其中学制造者6人，学公法的6人。（见附表三）
上述三批留欧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实业、外交、教学等各个方面，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第一、二批45名学生中，除2名调往德国肄业无从考查和2人病故外，41人（工作人员随同学习的陈季同、马建忠、罗丰禄三人除外）中“能造船者九名，能开矿者五名，能造火药者一名，通晓军务工程者二名，能造炮者一名，能充水师教习者一名，能充驾驶者十三名，能充匠首者九名。”这些事实说明，出洋留学是卓有成效的。其中学习制造轮船的学员，在工作中的成绩尤为优良。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就说过：
“制造船身学生魏瀚、郑清廉、吴德章，制造轮机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六员，自出洋艺成回华，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替洋员之任，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以副朝廷培植之意。”
上述事实是说，派员出洋留学归来，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代替洋员之任”，将轮船造出来，“创中华未有之奇”，这样，洋员的高薪重负可以免除了。裴荫森叙其事说：“溯船政创办之始，所用制造洋员月薪多者四百两，少者亦二百余两。自派该学生等充当制造，而船政所省洋员薪水（每人）每岁不下数千金。”派员留欧学习的作用于此可见。
制船方面是如此，驾驶等方面亦是同样情况。例如李鸿章就曾称许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人“均于驶船制船窾窾，外洋、内港施用异宜，确能发其所以然之妙，洵为学有心得，堪备驱策。”事实确是这样。林泰曾和刘步蟾分别担任最大的巡洋舰“镇远”、“定远”管带，其他“靖远”、“济远”、“超勇”等主力舰管带，亦为留欧学生所担任。至于严复，不仅担任福建、天津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20余年，且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浅说》等宣扬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名著，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四、各类实业学堂的设立
各类实业学堂，主要是洋务运动中应工商各务和医学卫生等需要而举办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早期的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馆和马尾船政局求是堂艺局，虽也带有实业学堂性质，但它们主要是服从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创设的。随着70年代从军事工业为主转变为以办民用工业为主，为服务于实业发展而办学堂的目的逐步明确起来；由于出洋留学、尤其是幼童出国化费太大而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自己办学堂以培养人才的主张，逐渐被人们所接受。70年中期以后，以服务于工商业为特征的实业学堂创办了。
实业学堂的历史渊源，当然要追溯到1867年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建议在局中附设的兵工学馆。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建立该学馆时就表达了其性质与任务，他说：“查外国造船行船及制各种利器，皆有专门之学。上年局中觅雇洋人翻译制造诸书，正欲先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使门径既辟，得以循序渐进。”制造局办学馆，就是要“挑选聪颖子弟分门学习，以期日起有功”的“明其理与数之所以然”。其带有实业学校性质是显然的，容闳称这个学馆“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兵工学馆的真实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将工业学校分为两类：一为关系国家制造之工艺，一为关系民生之工艺，名义上“各不相混”，实则理法是相通的。所以军工学堂与实业学堂并非毫无关系。
实业学堂首推电报学堂，依次为实学馆、矿务学堂、铁路、商务、医学等学堂。
电报学堂 中国自己办电报学堂是在架设电线之前。最早的是福州电报学堂。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厦门福州间和马尾擅自架设旱线，引起“老百姓的仇视”而时常“拔电线杆和电线”。1875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后，将此线“买回拆毁，仍将电线留存，延请洋人教习学生。”这就是福州电报学堂。学堂里的洋教习就是大北公司的工程师，至于学生来源：一是从广州、香港招来的能英文者，二是船政学堂已有一定的“数学知识者”。教学方法是“理论兼实际，把对电气原理的相当知识和操使所用机器的方法相结合，俾使学生们适合于电报员的职位。”电线尚未架设，先建学堂，说明丁日昌是有远见的。丁氏打算在台湾修造铁路和架设电线，开发矿产，把从大北公司买回的电线和机器等件运合备用。一旦电线造成，这些学生即可去台湾操纵运用。《田凫号航行记》的作者寿尔说：“这样一个学校的建立，使中国有希望在将来采用电报设施”，是中国准备设电报的趋势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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