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明，先进思想家们对西方的认识，不仅是在技艺方面，而且还扩展到了政治方面。当然这种了解是很肤浅和直觉的。那时，只在技艺上提出“师夷”，没有一位说要在民主政治上“师夷”的。在技术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师夷”，并以此两者——技艺、邦法——为中心制订和打算实行的较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纲领，当推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这个纲领，在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中，当然不可能实行，却表明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和太平天国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师夷长技”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到了实践的阶段，而民主政治在中国实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涉及，而洪仁玕却能无所顾忌地提请天王实践罢了。其实，在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后一年，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冯桂芬在其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在学习西学上第一次写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专文，除系统地陈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外，在政治方面的论述虽赶不上洪仁玕，却比魏源等人有所提高和发雇，他敢于将封建专制与民主制作“君民不隔不如夷”的比较。这表明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政治上的民主改革也必将提上实践的日程。当然，科技上学习西方的步子走得更远，冯桂芬在这方面甚至已提出实践的步骤，即所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到这时，即1860年前后，从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发生的时机是成熟了。真的到了所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机了。洋务派就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下，触动了“弦上”的箭！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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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先进政治家思想家，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改革主张和措施，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而被扼杀，以致“廿余载事局如故”，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20年后，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却又将“师夷长技”提到了实践的日程。这也就是说，“师夷长技”的变革，没有能在抵御外侮也即所谓“制夷”中实行，而却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实行了。
清政府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不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而是经过四年的酝酿讨论和各种“力”的较量后，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面的目的，从而作出这样的决定的。
太平军成为清王朝之“害”始于1851年。1856年在太平军摧枯拉朽般打击下，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国和法国的武装侵入。面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内外两大敌人的清朝统治者，从天朝至尊和统治利益出发，当然要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重威胁。但事实上，这为它的力量所不允许。于是酝酿着先解除一个“祸患”。先解除哪一个呢？
还在1854年，英、法、美等国使者到广州、上海乃至扬言要去天津要求“修约”谈判之时，清政府鉴于太平军直接威胁其统治的现实，尽管怀疑英法包藏有“助逆犯顺”的“祸心”；对于美国的“剿办逆匪开通长江”恭顺之请，则有“居心亦不可测”的疑虑，但总的倾向是如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说：“略为变通，以副其望”，这既可以使海关税收不受影响，“且可杜其助逆犯顺之心”。也就是说，适当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国所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统治集团内部则有着很多不同的意见。在战争开头的两年间，清最高统治者，基本采取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大敌人的方针。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于是在1858年以后的两年间，清朝统治者总的倾向起了变化，即采取对外国侵略者妥协以便集中力量镇压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抚仍有着不同的意见。
一般他说，处在英法联军严重压力下的官僚们，“御夷”重于安内。例如，当英军强行侵入广州城时，1858年1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张说：“此时着不临以兵威，而仍藉口怀柔，曲加姑息”，不仅美、法效尤，且恐“迁延日久，土匪闻风四起，啸聚鸱张”。这是只有“剿夷”才能止内乱的思想。但这种主张没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谕说，应“熟商安内攘外之方，勿生他变。”还是将“安内”放在第一位。又如，当英法联军陈兵天津，僧格林沁正与其交战之际，有人提议派僧格林沁“移师南下”皖、豫“剿办”，“以期一鼓荡平”发捻时，直隶总督恒福坚决反对，说皖、豫剿捻可以另选大员，津沽“御夷则非僧格林沁不办，断难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碍”。恒福恳请皇恩“俯念奴才为全局起见，无令重臣轻出而远离。此不特海防之幸，实天下之幸也。”这种在特定条件下重“御夷”的观点，山东道御史林寿图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腹心大患，贼甚于夷；而咽喉急症，夷重于贼。”这里虽把人民起义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症”在一定时间里，比之“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疗。因此，林寿图不仅认为僧格林沁不能调离津沽前线，而且主张把“剿捻”战场上的劲旅调来津沽归僧格林沁指挥，以加速取得抗战的胜利，而后集中力量镇压人民的起义。这是明显的“攘外”优先于“安内”的思想。由于此时救治“咽喉急症”的需要，清廷当然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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