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情况，是遭受太平军威胁最严重地区的督抚，一般都是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例如，两江总督何桂清的主张就是如此，他明确表达说：“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以纾目前之急。“俟内寇稍平，饷需充裕，然后卧薪尝胆，简练水师，再相机办理，以复国仇，而伸天讨。”这是先对外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养精蓄锐以“御夷”的思想。
不管是先攘外而后安内，或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两种主张都是两线出击，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并重的，只是先后不同而已。清朝统治者经过几年的实践，于1860年终于上下一致地统一在“师夷长技”以先安年而后攘外这一论点上。这种统一是与这一年的形势密切联系着的。
1860年，太平军进兵沪、杭，捻军驰骋于鲁、豫、皖等省的广阔平原；英法窥伺京津，大有侵入京都之势。清王朝君臣们着慌了，认为太平军东进，威胁到洋人麕集的上海，“逆夷”间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外妥协才能救清廷岌岌之危。长芦盐运使等奏称：“土匪盐枭，乘隙四起，必应预为之防。……以目前大沽之势论之，亦不宜再与（英法）一战，战则已成彼逸我劳、彼主我客之势。惟有速为议抚，方可补救目前。”中央权势人物桂良则主张“以筹备海防之用，移而为抚局赔偿之用。……用于海防，系属无穷之壑，用于议抚，尚为有数之需。此中轻重不辨自明。”这就是要撤除“防夷”之防线，并不惜物力财力以“速为议抚”。定下了满足侵略者的欲壑以全力镇压人民起义的方针。
方针既定，军事上的部署也随即一反过去两线出击的分兵的做法，而是全力对付革命人民了。原来准备北上勤王“御夷”之兵，均着原地不动或折回“剿逆”防地了。当河南巡抚庆廉将“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而自己带兵北上时，清廷因恐济宁一带“捻匪折回侵及豫疆”，而谕令庆廉“无论行抵何处，即统领赴援兵勇折回该省督办剿匪事宜”；当漕运总督袁甲三请“北上随同僧格林沁”保卫“根本重地”时，清廷给予了“贼氛正炽，汝断难远离，所请勿庸议”的殊批。与此同时，清廷谕令驻兵直隶的山东巡抚文煜着“统带兵勇，即赴济宁……迅解城围，毋留余孽”；而将驻兵津沽“御夷”大将僧格林沁调往豫、鲁“剿捻”前线去了。至于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园藩，清廷本来要他在“夷氛逼近阙下”北上，“以资夹击”的，但随即另作安排说：当此“皖南北均当吃紧之时，该大臣等一经北上，逆匪难保不乘虚思窜，扰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均为可虑，曾国藩、胡林翼均著毋庸来京”了。
力量既集中于制内前线，对逼压北京城的英法联军当然赶紧与之签订和约。清廷给谈判首席代表奕“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的上谕，其急于投降，签订城下之盟，以换取英法退兵而达到“回銮”目的的心情，溢于言表。奕描绘当时的形势说：
“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
所谓“权宜办理”就是对外妥协投降以便更快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的同义语。这也就是奕所说的“灭发捻为先”，治英俄等国次之的政策由来。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师夷长技”以拯救清政府垂危统治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派所意想不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实践。
由此可见，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那种认为洋务运动主要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面而兴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这种变的必要性，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促进这种变，那不是历史所注定的。历史不能凭假设作结论。但从史实和逻辑说，如果在鸦片战争“御夷”中，实行林、魏等“师夷长技”的变革主张，那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这种运动，就是不折不扣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发生的了。因此，那种说洋务运动只是勾结并依靠外国侵略者的“长技”和支援，以镇压人民革命的活动，那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洋务运动的发起是有制内和“御夷”的双重目的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也证实了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初期，当人民起义被镇压，国内阶级矛盾缓和，列强对华侵略加强，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多数洋务派人物如左宗棠、刘铭传等人，不是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了吗？1874年以后，清政府大办海军海防和塞防等措施，不正是在实践洋务派所提出的先灭发捻，后治俄英等国的策略吗？这些将在本书第八章及其他有关章节专题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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