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桂良、文样等于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坐镇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伦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咸丰帝奕即位，奕被封为恭亲王。1853年升任军机大臣，随后于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为都统、宗人府宗令、内务府大臣等职。具有这种教育素质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稳固和强大。因此，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双重压力面前，他的主张是既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又坚定地抵御外侮。但后来当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两个敌人变为不可能时，他采取“两害取轻”的对外妥协集中力量对内“剿逆”的方针，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病死，奕以协助西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有功，恢复了军机大臣职位，并披授为议政王。由于奕权倾朝廷，对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洋务运动事实上起了促进的作用。他所领导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新的办理洋务外交的政权机构在其间也有不小贡献。
奕、桂良、文祥的奏折，在总理衙门一词中，本无“通商”两字，但清廷于批准奕的奏请时，加了“通商”两字，成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可见在清王朝统治者心目中，这个衙门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务。奕忻对此也不加以否认，只是借列强“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为由，请礼部铸造关防时节去“通商”两字，以免洋人“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的误解，这得到了“批：依议”的许诺。奕的意思是，总理衙门虽以通商为主，但对外交涉的一切事务均在该机关职权之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两字，则限制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务。那样，该衙门的权力就会大大地缩小。这当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我早在198O年就曾说过：
“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为‘洋务’。”
“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
在过去，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开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种说法。1860年说，是以清政府定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取得列强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为标志；1862年说，主要是以李鸿章在上海办洋炮局和比较系统地使用洋枪洋炮、练洋操以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为标志。前一说法，突出了妥协投降和反对人民革命，也即传统的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买办性与反动性相结合的产物，那当然就一无足取了。后一种说法，虽注意到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使用以及近代工业的发生，但使用坚船利炮并不自1862年始，新式军事工业的起点，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安庆内军械所设所的时间是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藩还曾于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弹局、火药局一看。”，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开端说，难以成立。因此，即使从办近代军用工业说，将洋务运动开端定于1861年也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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