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决，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其咎不在请兵。即使不效吴三桂，必先有以拒其入江。通盘打算，竟乏善策，似不仅不为吴三桂便可了事也。”
这就是说，为了解燃眉之急，就是效吴三桂之所为亦未尝不可。这实际上成了后来60年代初期“借师助剿”的指导方针。尽管在那时咸丰帝对上海的“借师助剿”小刀会并不以为然，他还在两江总督怡良的法军攻击小刀会占领上海城的奏折上批道：“洋人挟逆以为重，逆又恃彼以无恐”，仍把洋人与“逆匪”都当作敌人。咸丰帝还屡屡下谕饬令查办当过买办的上海道吴健彰，表明了他对这批与洋人关系密切的官绅商人放心不下。故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有相当数量的余部坚持战斗于黄海、渤海、东海等水域，尤其是在北洋航线袭击清方船只，及所谓南、北洋”海盗”，已不仅抢劫商船，且经常拦截北运漕粮船只，反清倾向越来越浓时，咸丰帝虽对此惊呼：“匪船行劫，层见迭出，实属不成事体”，但仍然禁止上海势力圈向英国“借师”，并对他们购买火轮船和肩用洋人深感不安。咸丰帝于1855年8月22日发出上谕，一则曰“英人欲令兵船赴北洋帮捕海盗，已饬署苏松太道，谕令该国无庸前往”；再则曰“上海、宁波公雇火轮船一只、外借洋船二只，……火轮船虽由商雇，究属洋船，岂可听任商民驾驶北行，致令洋船溷迹，应一体撤回。”并“严谕商民不准率行借用外力”。清廷对于海上“借师”是严禁的。
上海势力集团表面上“遵旨”，实际是用于不误，并用“商办”名义和“少量使用”作借口，请清廷批准。咸丰帝对此无可奈地在上谕中说：“据何桂清奏称，浙省宁商购买火轮船，节次在洋捕盗，实为得力。现在上海商人亦买火轮船一只，请与宁商火轮船来年在东南洋面巡缉，一以截南来盗艇，一以护北运漕艘。此项火轮船只，与洋船相似，是以不令驶至北洋。既据称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商办，与洋人毫无牵涉，且在东南洋面缉护，并不向北洋开驶。着即照所议办理。”这里表明，只要不直接牵涉洋人和不开到北洋来，“商捐商办”的火轮般，清廷对之是眼开眼闭地默许的。
其实，地方官吏并不以清廷的上述两条禁令为然，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的私下言论就是一个代表。他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商人自买火轮，即系内地商人之船，……若恐夷人因为混迹赴北洋，则又不然。凡混迹者，必无聊宵小之辈，……在驾驭得人耳。说夷人与商人至好，情愿帮助，只须商捐商办，官不过问，则得之矣。”这就是说，雇用“无聊宵小”的“夷人”也无妨，同清廷的“与洋人毫无牵涉”指示相对立。至于“不向北洋开驶”问题，何桂清说：“北方怕火轮之名，其实（北洋）沿海皆送羊、酒请剿贼”。这就是说沿海人民是欢迎火轮船的。这一条又与清廷旨意相对立的。浙江官吏如此表现，“苏省大吏莫不关心”的也认为“舍火轮船无良策”。
由此可见，上海势力集团的想法和做法，是与清廷旨意相左的。他们从1856年起，还期望将海上“借师助剿”扩大到江面“借师助剿”。是年3月，当曾望颜奏请“雇火轮船以清江面”时，何桂清、向荣马上表示赞同，其他还有不少响应此说者。在形势危急和众说纷坛面前，严禁“借师助剿”的咸丰帝，也坐卧不安地于10月间下诏苏抚吉尔杭阿等人，作“能否雇用夷船”的垂询。但这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矛盾激化，打断了“借师助剿”的进程。而上海地区的“借师助剿”却在行动上对此进行了突破，为四年后的“借师助剿”公开化作了准备。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是想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个敌人的，到1860年以后整个形势促使它改变这个政策。
1860年初，太平军发动了“围魏救赵”的杭州战役，势如破竹地席卷江浙地区，猛烈冲击着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在东南的统治。而太平军彻底摧毁清江南大营后的东征，其矛头是直指上海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他们不是如过去那样在暗中比较隐蔽地进行，而是相当公开、大胆地升级，几至于冒犯清廷中枢的尊严。
1860年3月，由署上海道吴煦主管的外交谈判，在杨坊、徐昭珩（徐润之叔）等的直接努力下，英法代表与他们达成了“协守上海”的密约。吴煦在《夷务述略》中毫不隐讳地记其事说：
“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入城，岂非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踞为己有，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策抵御！”
表白得十分露骨：一是洋兵是上海买办官绅主动“谆邀”；二是“引狼入室”亦在所不计；三是深信洋人“究重信义”。这种态度与咸丰帝盛气之至的“攘夷”情绪不啻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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