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除造成“江浙官绅商民均以抚夷剿贼为当世之急务，否则不可收拾”的声势之外，吴煦还抛出了在以往难以被人们接受的“甘饮鸩毒”之说。他说：“譬之病入膏肓，势已不治，明知毒药，非可涓滴入口；然有病则病（强）受之，或可借以回生。若并此而不施治，直是无药可救”。他还引用古典论证说：“惟思回纥助唐，契丹和宋，古人每至必不得已，偶有借力夷狄之时。”汇聚在上海的以冯桂芬、王韬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他们的传声筒，说：“当今要务，首在平贼”，“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而且“借师”不过是“回纥沙陀之事，于传有之”，故行之无碍。王韬则献议：（一）组织洋枪队，“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二）设立中西联合的巡防局。他所写《杜贼接济管见十四条》中第一条“宜设巡防总局，与西官相为联络。”这实际上是于1862年成立的“上海会防局”的设想和先声。这决不是王韬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上海有势力的社会力量需要的反映。
1860年春夏间，上海官绅人等，不仅对“借师助剿”进行舆论制造，而且确也付之于行动了。8月18日至8月21日，他们用“借”
来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对太平军开火。当李秀成率300O名太平军进军到上海城前时，城上的900名英法联军和清军一起对之进行攻击和屠杀。太平军不得不被迫撤退。
这时，正是清廷中枢酝酿“两害相权取其轻”策略倾向性比较明显，但还没有付诸实践之际，上海发生的上述一切事件，是既与之相接近，又与之相违背的。咸丰帝对此十分清楚。他仍然下谕：“着薛焕即将此项夷勇裁撤，给与募费，作为商雇，并非官雇，以免将来有所藉口。”对于上海洋兵守城获胜，则佯作不知，而褒奖薛焕、吴煦等人守城之功。前者名为“解散”“裁撤”，实为允许保留，不过“作为商雇”和只雇“吕宋夷人”而已。后者是避开“与中国构兵”的英法，不提他们为中国守城获胜，用默认和“不知”来保存天朝的面子。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表明以咸丰帝为首的清廷中枢，已相当程度地对上海势力的压力让步了。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到热河。原先，洋人的枪炮只在沿海逞凶；如今竟能闯进“金銮殿”了。这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亲身尝到外国侵略者的厉害。促使朝廷中有影响的人物如奕等，由主战向妥协、由顽固派向洋务派转变，由不敢向外国“借师”转而对“借师”表示出兴趣，并对洋人的船炮长技表现出欲取为己用的倾向。《北京条约》签订后，这些“兴趣”、“倾向”，就逐渐被咸丰帝所接受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官绅行之一隅的“借师助剿”，开始为最高统治者考虑定为中央的方针政策了。在以奕为首的当权派人物，明确提出太平天国为“心腹之害”，“外夷”不过是“肢体之患”，“藉夷剿贼”未尝全不可取的论点之后，咸丰帝在热河行宫于1860年11月23日谕令东南督抚讨论“借师”和“助运漕粮”问题。他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句：“中国剿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然后归入正题说；“惟思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贼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早复。但恐该国所贪在和，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法国亦有此请。“着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夺”。至于运漕一事，亦一并酌量具奏。这时的咸丰帝与半年前斥责何桂清、徐有壬“借夷兵”的咸丰帝相比，不啻天渊。他此时的话虽讲了不少，但实质是一句，即只要能“早平”人民起义，“借师助剿”是可行的。
曾国藩暗地里与薛焕、王有龄、吴煦磋商后，于1861年1月5日复奏说：“俄罗斯国都紧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习技艺，（与英、法、美）均并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清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应）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对于法国之请“亦可奖而允之”，但必须“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他并找到“借师”的历史依据说：“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但经过讨论，最后仍未把“借师助剿”奉为国策。咸丰帝在1861年1月24日下谕说：
“借夷剿贼，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惟此时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惟有告以中国兵力足敷剿办，将来如有相资之日，再当借助，以示羁縻。”
它反映了清廷中枢在当时总的倾向是害怕在这件事上陷得太深。请鬼容易送鬼难，还是不请为妙。在这篇上谕中咸丰帝又说：“夷性贪婪，一经允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并举英国“攻夺印度之事”，以证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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