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开始着手研究人物。我对上述李、盛、郑三人齐头并进地研究而先着重于李鸿章。这不仅因为此人重要，对他研究可能有一些突破，而且资料比较齐全。除已刊的《李文忠公全书》《李文忠公尺牍》等之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约500万字的李鸿章的未刊稿，我有幸成为它的抄件第一位读者。1962年我写成了《李鸿章传》约15万字的未完稿，并写了《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发表于1962年9月21日《文汇报》）及其中期、晚期的洋务思想等3篇论文。嗣后政治运动较多，只能中途搁笔。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李鸿章传》稿和大量摘抄的未刊珍贵资料卡片，全被搜去，至今片纸未回。
我没有气馁。《李鸿章传》不再重写了，这不单是因为资料被拿走，也由于“四清”运动对我的批判，就是从《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那篇文章开刀的。心有余悸是很自然的。盛宣怀和郑观应是大有可为的。但有关盛宣怀的资料，《愚斋存稿》只有奏稿、电稿两种，且起自18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只有1896年后不连贯的几小段史料。至于1896年前几十年，资料很少，而这几十年对洋务运动史却是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未刊材料，虽有条件作初步的研究，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尚有用难。于是决定先重点研究郑观应，写《郑观应传》。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于19世纪90年代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其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很喜欢读此书。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引导力绝非偶然，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郑观应的以《盛世危言》为主的著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关于改造中国的阐述，除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和相应的政府吏治改革之外，最突出的是经济改革，其他关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甚至对于女教、女权、慈善事业、社会风气，和把流民、犯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都有论述。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没有一本可与之相比拟。至今读之犹有新鲜的时代感！然而，学术界知郑氏全貌者很少，材料缺乏是原因之一。由于我对郑观应的材料掌握较多，故决定先写《郑观应传》。
在6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两大纸箱关于郑观应的资料，其中有亲友来往信件、家书、电报稿、企业章程、告白和其他杂件，未暇细读。“文革”后期我又看到了它，那时客观形势当然不允许竟读。粉碎“四人帮”后，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大力支持下，立即行动，在大量故纸堆中找到不少珍品。例如，多年搞不清的郑观应出生年月日，就是看到其中三份相同的“生辰八字”而弄清的。根据这些资料，总算把郑氏一生历史基本理清，写成《郑观应传》，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在写《郑观应传》的过程中，校编了170余万字的《郑观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分歧何在
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家：即肯定论、否定论和发展论。所请“发展论”就是我的观点。有人说我在“肯定论”、“否定论”之间走了第三条的基本肯定某些否定的“发展论”。这话貌似正确，其实不符合事实。“否定论”出现最早，建国后的30年在学术界基本上占统治地位。“肯定论”则是在我1979年2月9日发表《再论洋务派》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后一年余才出现的。因此，“发展论”不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走中间道路。为了有助于对问题的加深理解，有必要简谈我同其他两家的分歧所在。
首先是关于洋务运动发生问题上。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兴起，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镇压人民革命的叫嚷，不过是为了转移侵略者注意力，以便不动声色地加强国防力量，相机给侵略者致命一去。否定论者紧握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下简称“两个过程”）的政治路线，用“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标准，来衡量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既有反动性也有买办性，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不折不扣把洋务运动划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一边。肯定论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洋务派虽有御悔这一目标，但直接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置“两害取轻”于不顾是不对的。否定论的观点，无视洋务运动的基本做法符合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和反映这一规律的变革思潮的主、客观要求。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用“阶级斗争为纲”所能完全概括的；在社会急剧变化中近40年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两害取轻”一个标准所能衡量得了的。
历史进入19世纪70年代，明摆着洋务运动是在前进的。那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加强经济文化侵略之外，复破坏“中外和好”局面，发动军事进攻；在清政府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的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由制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从而政治路线有所改善。但否定论者说清政府仍是“两害取轻”的路线，丝毫没有改善；还有人竟不顾事实他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反动更买办化了。至于肯定论者，他们本来就是说洋务运动兴起是为了御侮，70年代不过继续这条进步改革的路线和措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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