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从洋务运动发生发展上说的，还有一个牵涉全局的大问题，就是外交是否属于洋务运动范围？这对各学派都是难题。从鸦片战争的结果《江宁条约》开始，清政府的妥协外交路线日益出卖更多的权利，洋务运动期间也不例外地沿着这条路线滑下去。多少年来学术界习惯的把妥协外交路线看作是洋务运动重要内容。上述否定论者就是这样的观点。他们说，洋务运动中对外妥协更为严重，所订屈辱条约出卖的权利更多，洋务运动发展过程，即是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过程，罪孽深重，毫无足取。而签订这些屈辱条约者又是洋务派主要头目一贯被骂作大卖国贼的李鸿章。因此，肯定论者要贯彻他们的论点，就非解决洋务运动与妥协外交路线的关系不可。他们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这样把妥协外交彻底撇开，肯定论就能成立了。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两者。首先，否定论者把妥协外交看作即是洋务运动路线是不正确的。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不自洋务运动始，1842年的《江宁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不都在洋务运动之前么？在洋务运动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订卖国条约不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中的条约么？怎么可以把妥协外交等同于洋务运动呢？肯定论者的观点也有问题。洋务运动就是在“两害取轻”决策下对外妥协签订《北京条约》以取其长技而“起步”的，外交总是要为内政服务服从内政的需要的，哪有与内政无关系的外交呢？
我的看法是，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问题在于洋务运动有无自己的洋务外交方针？答复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约”四字。从中央的奕■到地方上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头目无一不强调这个方针。“守定和约”有着两面性，一是妥协性，即条约规定给予列强的权利要遵守，公认爱国主义者左宗棠也不能例外，因为清中央签订的条约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后者应该说是主要的一面。对外妥协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线，屈辱不能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所以我曾说：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即是洋务运动的路线。”（见《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洋务运动的任务之一是改变不平等旧约，更换为平等的新约，未能达此目的，这是洋务运动应负的责任。与此有联系的洋务派头目李鸿章之流办妥协外交签订屈辱条约的问题，怎样看？我认为李氏既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又是卖国条约签订者，这只是一人办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绝不能因为二任集于一身，就把洋务运动与洋务派混为一谈。所以我也曾说过：“洋务派一切行为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洋务派某些个人例如李鸿章的言行更不能完全算在洋务运动的帐上”。
还有一种关系到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分歧。否定论者说洋务运动只能置于敌对的一方，即划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肯定论则把它与戊戍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并列为进步的运动。我认为，洋务运动与后两个运动有可并列的一面，也有不可并列的一面。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说，它们有一致之处；并且洋务运动还是后两者的前提，没有洋务运动就不可能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因此，洋务运动还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然而，戊戌、辛亥运动都是要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而洋务运动则是始终用西学来维护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反动的。所以前两者可称为进步的运劝，后者则不能笼统称为进步的运动，尽管它有着进步性的一面。
其他如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洋务派对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与否的关系，洋务派与维新派关系，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洋务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问题，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有一些分歧意见。但这些分歧讨论较多，有一些不涉及体系的看法。体系不同对某一具体问题看法却相同或相近者有之；体系相同但对某一具体事件看法却不相同者亦有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六、评价标准
各家各派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因素很多，例如资料掌握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等等。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由于所运用的方法不同和所持标准不同的缘故。否定论者运用传统的“两个过程”阶级路线斗争的标准，认为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勾结和依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人民革命而发动了洋务运动，所以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予以否定；肯定论者运用五种生产方式变革规律为武器，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刻，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故全面肯定其为进步的运动。我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之所以不同于否定和肯定两家的意见，是由于我运用了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这种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作过论述，对中国近代史来说，毛泽东既作过“两个过程”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阐述，也作过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关于历史发展观的论断。忽视哪一方都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在1932年对此即概括地作过这样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经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规律，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经济状况决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状况，而阶级斗争又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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