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30余年前即曾撰专文对近代军用工业性质作过全面阐述，指出，近代军用工业虽也有封建性、买办性，但它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企业，反对那种说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只有封建性、买办性，丝毫没有资本主义性的那种说法。之所以说它们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作过如下的概括论断：
“一、价值规律对于军用工业的创办和生产起着作用。洋务派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降低费用，使产品‘核价尚廉’。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产品披上商品外衣——价值，就有变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可能。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从1874年起，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务收入。三、制造局的工人不少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些还是从外国工厂雇来的技工，他们的工资一般在10元至30—40元不等。四、既然价值规律起着作用，部分产品又以商品形式出售，劳动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那么，剩余价位规律在军工厂中起着作用就毫无疑义了。因而它带有资本主义性也就不言而喻。”
本书对江南、马尾、天津、金陵等工厂的分析，已基本体现了上述观点。这里须要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价值规律作用是从一般情况说的，在军用工业中也有如左宗棠办马尾船政局时所说的，为了把西方科学技术学到手，“虽费有所不辞”，或者是，自造虽比购买多化许多钱，“亦系值得”的情况。
另外，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军用工业为了使造价低廉，以便与国际军火市场竞争，洋务派在使用从外洋购买昂贵的燃料和钢铁铅铜等金属原材料而达不到此目的的情况下，乃举办煤炭和金属矿业。这也就是价值规律作用范围扩大和延伸，从中也可看出近代军用工业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资本主义工商业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近代军用工业除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之外，它的另一社会作用就是“安内”与“攘外”。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的国家机器，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这是清政府考虑问题的基点和办一切内外政事的出发点。为此，它必须对付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人民革命，二是外来侵略。
清朝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前尚未堕落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程度，还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社稷江山，不甘心与列强分享统治大权，因此，清朝廷虽日益与外国列强勾结起来，但仍有尖锐矛盾和极力抗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清政府这一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仍具有一般国家机器所具有的两种职能：对内镇压一切不服统治的人；对外抵御一切入侵的强寇。因此，清政府所办的近代军用工业也就具有“安内”和“御侮”这两重作用。从实际情况和效果来看，有时“安内”的作用大于“御侮”，但有时“御侮”作用显得更主要些，例如19世纪70年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就是如此。
首先谈清政府办近代军用工业对内镇压人民的一面。
李鸿章的淮军在镇压捻军和太平军时，“金陵制造局就为他制造了大批军用物资和许多门大炮，”江南制造局在开局之初，“李鸿章饬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为此，清朝政府曾赞誉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披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70年代以后，社会矛盾由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有所改变，即由对内镇压为主转变为对外御侮为主，但仍念念不忘防止人民起义。例如，沈葆桢向清政府建议增加江南制造局的生产经费时说：“目前灾区如此之广，饥民如此之众，设有匪人乘机蠢动，军火器械若非豫储于平日，安能取办于临时。”李鸿章在谈到天津机器局不能减产或停产时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恩逞，时需分投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至于其他各省机器局所造军火，对付人民革命的一面也是明显的。
左宗棠所办西安机器局和兰州机器局，为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是不用多说了。云南机器局所制造的枪炮在镇压西南少数民族的起义中起了恶劣的作用；四川机器局是为了“内地人情浮动，伏莽时虞”而开办；广东机器局旬制和购买的“大小轮船二十余号，皆为沿海捕盗而设”；张之洞于1890年筹办湖北枪炮厂是因“上年秋间会匪萌动”，等等。都是明显例证。张之洞曾总结近代军用工业的历史作用说：“自发捻削平以来，各省遂无大乱；其实陬澨边隅，乱萌时有。即如近年热河教匪，甘肃回匪，亦甚披猖，或兵甫集而众降，或锋一交而敌溃。实由同治初年洋枪洋炮流入中华，渐推渐广，官军所用，无论精粗，总系洋械，火器精利，声威震詟，乱民无抗拒之资，宵小弭孽芽之渐。”这一赤裸裸的概括，供认了近代军用工业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历史作用。
然而，近代军用工业在御侮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应忽视。例如，江南制造局在1874年因琉球事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而加紧厂里的军火生产，史料记载道：“不管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前途如何，江南制造局的官员们显然比平时更关心他们的军用品制造，并忧虑可能爆发的战争。高昌庙的制炮厂特别忙碌。”在1884年和1894年的两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江南、天津等制造局乃至各省制造局，生产的军火产品发挥了有效的御侮作用，这在本书对各军工厂的介绍中均已有所表述，兹再强调加以说明。由于战争爆发，军用品征调纷繁，江南制造局“加工赶造，昼夜不停，储待未尝缺乏，”从江南制造局的历年军火生产数量表上看（表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也明显可见甲申、甲午两次战役中，江南厂所造的各种枪炮、铜引、炮弹、火药的数量均多于平时。同样，金陵机器制造局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紧张日子里将“锅炉之气磅加足，汽机之马力全开”地加工赶造，支援前线。天津机器局在中法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军火之急需，一方面“加做夜工”。一方面向国外购买了数十部机器赶造军火，因而产量激增，枪子日产由原来的13000颗增为26000颗。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为加强海防，为满足北洋舰队的铁舰、快船、鱼雷艇、水雷营及各口炮台军火的需求及“预备意外不虞之需”，天津机器局更加加紧生产。山东机器局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军火生产也“数倍于平日，”这在本章第四节已有详尽叙述，这里不赘。至于马尾船政局所造军舰在南北洋舰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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