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近代军用工业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并非如有些人所说“御侮”是假，“安内”是真；或者说“御侮”是公开打出的旗号，“安内”才是真正的目的。从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上分析，从实际的历史情况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政府无论是为“御侮”或“安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目的，而且，为了这一根本“大计”，两者对清政府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实际却服从同一个需要。至于有些时候“安内”作用大于“御侮”，那是受到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制约，是由于清政府国力衰微而与列强勾结越来越紧密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洋务文化教育，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所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这种事业，既与清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动有关，也与办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及一切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洋务文化教育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它培养了包括翻译、外交、律例、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电报、矿务、冶炼、机械制造、水陆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些文化教育事业，主要是由于洋务派在洋务活动实践中，意识到培养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性而逐渐举办的，是适应洋务活动的具体需要进行的。因此，虽有一些计划，但并无远景规划和战略目标，因而基本上是被动的，尤其在洋务运动开始时是如此。
首先意识到紧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译）人才。清政府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并不是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时的通事，主要是由于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等活动，和澳门一隅同洋人接触及传教士的活动等关系，而自发的出现和形成的“通事”群。没有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只有在北方因与沙俄交往较多，而俄语通事难觅，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设立过俄文馆。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了，与西方国家交涉事件开始增多，其中以英法为最多。因此，对于懂英法语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颇为迫切。以前虽有从买办等渠道自发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面这类人数量有限，质也不高，不能适应开放形势和国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类通事大多与洋人关系密切，清政府对他们表示不信任，事实上其中一些人也确实不能信赖。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即发觉这些通事的劣迹而揭露说：
“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通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塾，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他们知识不多，翻译往往失实）“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他们甚至）“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
上面一段话说明：一、过去那些从事通事工作者，多系社会无赖游民；二、这些人多系外国侵略者培养出来的；三、这类通事为侵略者服务，反而对中国的事起坏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就非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不可。
较早感到自己培养翻译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与英法谈判并签订《北京条约》的奕，他一则说“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再则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从仅仅为了消除“隔膜”，发展到“不受人欺蒙”，自然是一个进步。处于上海交涉前沿地区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对自己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感又超过奕，他表达这种心情说：
“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达，亦难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活，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
这就是说，中外交涉，凭外国翻译官传达，恐有“偏袒捏架情弊”，固不可靠；仅恃“觅雇通事”传话，也靠不住，他很可能成为“洋务之大害”。因此，要对洋人“通其志，达其意，知其虚实诚伪”，非有自己的译员不可。可见，清政府洋务派积极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在培训买办人员，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清统治者的意图，这个意图显然是有防备和抵御外国侵略的一面的。只是由于中国当时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使这种类型的人才必然蒙上买办色彩而已。但对每个个人来说，不见得都带有这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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