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应该说，重视海防是对的，但放弃新疆则是牺牲领土主权。其他参与议复者对于海防颇为重视亦不少。如粤督英翰、皖抚裕禄说：“海防本为今日全局第一要务”；浙抚杨昌濬说：“今日自强之道，陆军固宜整理，水军更为要图”；礼亲王世铎等奏称：“倭人搆衅，有事生番，虽暂就和局，难保必无后患。故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苏抚吴元炳称：“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等等。但他们在主张重海防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放弃新疆的意见。可见李鸿章“海防为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放弃新疆”则是错误的，因而是孤立的，遭到抨击是应该的。
另一些督抚和御史等人，则主张御外应以俄国为重点。通政使于凌辰借着丁宝桢、文彬、王文韶、吴元炳等人“力陈俄患可虞”而发挥己意说：
“夫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东北。东三省为根本重地，俄夷心怀叵测，觊觎已非一日。……若再以全力注于东南，三省空虚，该夷诡谋秘计万一乘间窃发，尤为可虑。”
这显然要以防俄作重点，但没有明显的放弃东南海防的意思。
但有另一些人，则主张注重塞防放弃海防建设。例如，大理寺少卿王家壁概括王文韶的意思说：“但使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搆衅于东南，……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为辞，而大肆渲染这一观点。并在攻击丁日昌之余说：“李鸿章且欲并沿海各省旧制及新添之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师船而裁并之，以专养四十八只大小轮船，是名为设防，实则撇防也；名为筹办海防，实则暗以破坏曾国藩、彭玉麟苦心经营之江防也。”王家壁等人还抨击了李鸿章放弃新疆的言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批评李氏在新形势下裁并旧式师船建立新式海军的见解，则是以老观点对待新问题，落后于形势远矣！其错误自不待言。
以上是比较明确表示偏重海防和偏重塞防双方代表性言论。另外还有两种人：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只就总署所陈就事论事地谈些练兵、制器、筹饷、用人等事，对于海防塞防孰轻孰重不置一词。二是明确表示海防塞防应两者并重。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左宗棠持此观点者。他说：“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济之饷，大局何以能支？……且即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始事之时，即悉索以供，不留余力，设后之厘税衰减，经常之费又将何出？万一岛族生心，调发日烦，需用孔急，将何策应之？凡此皆宜通筹合计，早为之所者。”又例如李瀚章说：“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他建议在东西并重前提下，在饷需分配问题上作某些改进。即西北征军岁以数百万计的靠沿海筹协的饷项，因“刻下创办海防，需用浩繁，日久恐难兼顾”，请西北各将领“汰弱留强，损无益之兵，以济有益之用。”这个见解是对的。有人说，李瀚章实际上是轻塞防重海防。这有失公允。应该说，左宗棠在海防为重这一点上，与李鸿章的见解并不相左，左氏所担心的，不仅是西北边防之饷无着，也担心在集中力量办海防之后的经常性费用问题，如果在“岛族生心”之时，常年饷需无策以应之怎么办？故建议“早为之所”的通盘规画。这是有远见的。
经过一番讨论酝酿，清王朝权衡形势和轻重得失，采纳了海防塞防两者并重的意见。谕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但海防全权实操于李鸿章之手；西北塞防则着左宗棠督办。从实际情况看，清廷的倾向性明显地是海防重于塞防。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广行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所谓“择要试办”，主要是指先购买铁甲舰一、二只及相应的一些船只，以及致富之道的机器采煤等事。在经费不足情况下，这种“择要试办”是可以理解的；而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顾、尤侧重于海防的战略决策也是正确的。
由求强转变为求富为主并以求富来达求强的目的；由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并重点建设海防。随着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的转变，洋务派集团成员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必然是前进的表现。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
我在1980年发表的《洋务运动发展论》中说过下面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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