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洋务运动中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更多地引进，资产阶级意识必然伴之而来。洋务派集团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分为两个方面，即组成成员的变化、扩大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分化。”
这是从宏观上和历史发展趋势上论述洋务派集团组成发展和分化的。从具体特定的时间（70年代）来说，则是随着客观形势变化导致洋务路线改善和战略性转变，即由求强到求富、由制内到御外的转变，并促使洋务派的组成发生新变化的。
在洋务运动开始时，洋务派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1）由封建顽固官僚转化而来。这些人在中央有奕、文祥，在地方上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2）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而来。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它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他们不同于“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的顽固派，他们要求“师夷长技”，既战胜外敌，也将人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师承林、魏的冯桂芬，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化为洋务派的代表。（3）由具有浓厚买办倾向的地主士绅转化而来。这可以丁日昌、钱鼎铭为代表。丁日昌早就以“留心西人秘巧”著称，他在作官吏和办洋务军用工业中，有着“抑民以奉外”的倾向；钱鼎铭则是在太平军进兵江浙时逃亡上海的地主士绅中，主张“师夷长技”以迅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积极分子。
以上三种人，本身素养和出发点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勾结和依靠洋人并取其长技，特别是军事上的长技，以赶快把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人民镇压下去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立场，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早期洋务派的特点。随着70年代洋务运动战略性的转变和洋务内容的变化，洋务派的组成也起着变化，除原有的那些人和顽固派不断地转化进来者外，新参加者有：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的买办和商人、新式知识分子，还有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的人也参与其事。他们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统一在求富求强和御外侮以救国一个立场观点之上的。在洋务官僚方面，办工业企业、办海军海防等新兴事业，需要新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需要筹集大量资金，非依靠上述这批人不可。这些人中之佼佼者，屈指可数者有：海运委员兼商人的朱其昂、朱其诏，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新型知识分子马建忠，买办出身、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化的郑观应，小官吏而有洋务吏治才干的盛宣怀，还有薛福成、经元善以及一批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人。他们虽属于洋务派集团的中下层，但对于推进洋务运动发展的作用却是很大的。
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一、创办轮船航运局的目的和“公局”成立
一、创办轮船航运局的目的和“公局”成立
洋务派求富活动正式开始，是1874年海防议起之后，但其序幕却是1873年1月开办轮船招商公局时开始的。因此，轮船招商局可看作是洋务运动从举办求强的军用工业到举办求富的民用工业企业过渡性的一着。
为什么创办轮船招商局，这个问题要先从当时的轮船航运背景谈起。
早在鸦片战后不久，即有洋商船只航行于沿海。1842年英船“美达萨”号首抵上海；1844年，怡和洋行派“哥萨尔”号作香港、广州间的定期航行；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派“玛丽乌德”号开辟香港、上海间航线。1853年美轮“孔晓修”号亦开抵上海。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五口开放之外，又开了南至琼州、潮州北至牛庄、天津西至汉口等多处为商埠。于是外轮得以直入长江、大沽口。各国闻风而至，英、法轮船公司和在华洋行，纷纷自行其是地派轮航行于各埠。60年代的10年间，外商在港、沪、津等处设立的轮船公司，主要有：美国的旗昌，英国的会德丰、上海拖驳、大沽驳船、太古洋行，以及英葡合营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国的美最时等等。到70年代，外轮侵入的势头继续扩大和深入。揽载客货和槽运，剥夺大利。这就出现如下情况：一是向之航行于江海的沙宁帆船停业：咸丰年间沙船2000余只，到70年代初只剩400只，因为它们不能与迅速安全和取价较廉的外轮争衡。中国沿海内河航行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二是原为中国沙船、钓船所得的水脚，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之腰包。于是朝野上下乃有创办轮船航运以争回利权之议。
较早提出试办轮船航运的是商人吴南昌等人，他们愿购轮船4艘，充运漕米之用，未果。1868年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请求政府劝谕华商集资置买轮船，春夏承运漕粮，秋冬揽载客货。两江总督曾国藩坚持轮船应以揽载客货放在第一位，运漕放在第二位。他认为，漕运应先尽沙船装运，其次才许用轮船。轮船主之所以要包运全漕，是为顾成本；官则以先尽沙船运漕，“所以恤疲商、念旧谊也。”商人们则认为曾氏之论虽甚正确，但轮船“起办之初，贵在立脚坚定，又似非先办运漕无以为体，继办揽载无以为用也。”这里说明，60年代官与商在办轮船航运的问题上，有一致也有矛盾。官商均认为轮运可行，这是一致的，但官偏护沙船，即所谓“恤疲商”；商则利用运漕立定脚跟以便于在揽载中与洋商竞争。前者虽也有一定道理，但其办轮船航运以与洋商争胜的意识，则不及商人远甚。因此，商方大声疾呼：“邻氛日逼，不能不尝胆卧薪；积习太深，不能不改弦易辙。非蒙中堂坚持定见，登高而呼，则某虽痛哭陈词，恐亦不能挽回万一耳！”商人办轮船航运以与洋轮争衡的迫切心情，于此可见。但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终于日久因循，未有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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