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人自己办轮船航运的舆论继续扩大，有志于此并有强烈愿望者亦不乏人。例如，买办商人唐廷枢，乘洋轮由沪返港，因避风停航，船上每人每日只供应淡水一磅，而船上奖载的羊却尽其饮用，唐氏在“待人不如羊，殊为可恨”的感叹下，愤而在香港筹股资10万元先租两轮“往来港、沪”。李鸿章与曾国藩亦于1871年到1872年间往复函商，由商人雇买各局轮船实行货运等事。作为李鸿章的僚属、颇具洋务思想的盛宣怀更是跃跃欲试地参预创办轮船之事，他认为“大利不可不兴”，对于办轮运事“每欲有所陈说”，而于1872年4月，“遵奉李鸿章面谕，拟上轮船章程。”。所谓“大利不可不兴”，实际上是体现了李鸿章的观点。到这时，原有的官商间的矛盾初步解决，他们在与洋商争利以致富这一点上一致起来了。请看官商人等在办轮船航运上的一致言论吧。
李鸿章在促使朱其昂等人加紧进行轮船局的筹备工作时，向清廷奏报说：“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当时还是属于洋务派的薛福成说：办轮运公司，不仅航行于中国江海，且“渐可驶往西洋诸埠，隐分洋商之利”。
洋务派官吏们创办轮船航运业的主张，得到商人、新型知识分子的赞扬和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说：“西洋诸国以兵力佐其行贾，于是其利日巨，而其害日深”；“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主张大力发展近代航运，振兴商务，从洋商手中夺回利权。另一买办出身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也认识到：”泰西轮船、机器、火炮之精，泄天地造化之奇，为军国所利用，以此致强，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势必雄跨四海。”他敏锐地看到长江“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的情况，而坚决要求“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
洋务官僚和买办、商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者等类人的思想认识既然一致，于是他们就走到轮船招商局这个共同的单位里来了。其中主要有：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买办唐廷枢、徐润，洋务官吏盛宣怀等。后来又加入资本家兼有维新倾向的谢家福、马建忠、郑观应等人。
然而，在筹办轮船航运伊始就存在两个矛盾。其一，轮船航运局内部各式各样人员的求利和与洋人争利的思想认识虽然一致，但他们各自的目的却不尽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官僚，“初意”虽然要“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但目的却是为了以此来“裕饷”、“濬饷源”。明显地是要利用近代航运赚来的钱以达到自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目的。商人、买办和维新人士等，虽也有达到自强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意识，但更多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和着眼于经济利益。所以，参与和经营轮船局的这些人，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就使招商局内部始终存在着官商间的矛盾和斗争，而在不同时期，又有着时而官居于企业的主导地位，时而商掌握着企业的经营实权，时而官、商势力交织地体现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等复杂的情况。
其二是官办与商办的矛盾。这在筹办之初表现在盛宣怀与朱其昂的对立上。盛宣怀有着强烈的与洋商争利的思想。他说：“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可废之物”，决不能“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必须自办轮运以“藩篱自固”。他认为只有商本商办才有可能把轮运办得有成效并能持久地赢利。他说：“筹国计必先顾商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发挥商的积极性，就能做到“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就能“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显然，盛宣怀的“顾商情”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要求的，它必将发展到集商股以商办轮局的轨道上来。然而，盛宣怀的上述观点，因与海运委员朱其昂不一致而被否定。朱其昂在盛氏所拟章程后四个月奉命酌拟轮船章程之后禀告李鸿章说：“现在官造轮船，并无商船可领。稔知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货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朱其昂要招徕依附在洋商名下的华商轮船股金的主张是可取的，但要使这些招徕的股本“归并官局”，则是不正确的。这与盛宣怀把“顾商情”放在首位并导致商办的意见是对立的。那时，李鸿章的代表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均同意朱其昂的主张，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主张被否定。清廷委派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借领官款20万串（约合10万两银子）另各商认股约10万两（其中有李鸿章5万两），回上海主持其事。他们向英国购进“伊顿”轮船一般，于1873年1月14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公局”。又续购“永清”、“福星”“利运”等轮，主要任务是运漕粮。这是一个招商官办性质的轮船航运局。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