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该夷所恃者，船坚炮利，我之师船，断难与之争锋。惟有夺其所恃，转为我用，方能制其死命。盖该夷等惟利是视，虽至坚至利之物，亦不难以重价购而得之。我之元气既足，即用反间之计，以购买其船炮。弱者植之，使之助我；强者锄之，使之不敢恣肆。则夷患平而边衅弭矣。”
何桂清是主张对外妥协的代表人物，但上一段话，却在一个时间里反映了清王朝的倾向，也就是10余年前所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特别是要改变“我之师船断难与之争锋”的状态。这实际上是鸦片战争时建立新式水师和海防的设想被重新提了出来。不仅是讲，也有行动，例如，天津曾于道光元年、六年先后将天津水师总兵和水师营裁撤，到这时，署直隶总督瑞麟曾有在天津“复设水师”之议，打算到闽广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但这是临时措施，并非建立一支新式海军。由于整个清统治集团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议论，在人民起义和外国侵略之间，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因而对外防御抵抗以建立海军的意见未被提到实践日程。
清政府把建立新式的近代水师或海军，当作要事来抓，是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统治者认为，洋人既“渐见信服，有暱而就我之意”，也即中外反动派和好了，可以集中力量“剿发捻”了。他们意识到，“灭贼”在加强陆军而外，非有得力水师不可。但所需船炮自造难臻新式，且非经年不成，因此，非向外洋购买战舰不可。他们不赞成雇与租，因为这要受到洋人的控制。为了不“受制于人”，故在条约签订后几个月，奕等人即“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心有灵犀一点通”。英国侵略者正想利用清政府“迅扫贼氛”的心理，助清建立新式军队并达到控制它的目的。英驻华公使普鲁斯“时思为中国设法平贼”，公使馆参赞成妥玛“谓中国非创立新法，不足以挽回从前之积习”。二人都怂恿清政府购买新兵船建立海军。1861年春，总税务司李泰国返英养病，荐赫德自代，音鲁斯把赫德推荐给奕，由赫德经手到英国定造新船。清政府苦于经费缺乏，赫德为之筹画说：大船每只数十万两，它“在内地不利行驶，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费不过数十万两。”建议增收鸦片税和其他华洋各税，来落实经费。清政府于6月底任命赫德代理总税务司，着从速购买兵轮枪炮。
那时，太平军在浙江迅速发展，相继攻克宁波、杭州，清廷并闻太平军“汇兑银两购买美国船炮”，担心他“乘机北犯”。1862年初太平军开始向上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上下一致地主张速购外洋枪炮兵轮。奕认为，太平军将“为纵横海上之计”，命令江浙督抚赶紧“购觅轮船，会同堵截。”曾国藩把购买枪炮兵轮视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号称顽固的御史们也表示赞同。掌湖广道监察御史魏睦庭说：在此“英法各国皆愿我迅扫贼氛”条件下，从速购买外洋枪炮，“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逆贼断不能守，费银不过数十万两”，太平军却能很快镇压下去。于是议论经年的购买兵船事宜付诸行动。两广总督劳崇光受命与正在广州办理海关事务的赫德于1862年2月27日达成协议，由赫德向英国定购中号兵轮三艘，小号兵船四艘以及船上火药炮械。赫德随即函请在英国的李泰国办理此事。
李泰国不是作寻常贸易的掮客，而是在英政府支持下乘机干着控制中国海军的勾当的人物。1862年6月16日，李泰国向英外交大臣罗塞尔递呈文，要求政府批准他为清政府在英国购买舰只和雇佣官兵成立所谓“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由于这支舰队成立对英国大有好处，故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安排曾为额尔金伯爵驾驶“狂暴”号兵船溯长江而上到天京侦察太平天国情况的海军上校阿斯本任该舰队司令。故又称为“阿斯本舰队”。在英政府支持下，李泰国很快购齐中小兵船7艘，并分别命名为“北京”号、“中国”号、“江苏”号、“广东”号、“天津”号、“巴拉莱特”号、“厦门”号，外加趸船一只。于1863年开到中国。李泰国在英国“代表”清政府与阿斯本订立合同十三款，呈递到总署，主要内容：“阿斯本允作总统（司令）四年，但除阿斯本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为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统归阿斯本调度管辖；阿斯本只接受皇帝谕旨，所有谕旨文件必须由李泰国转交“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舰队所用“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斯本选用”；舰队“应挂外国样式旗号”，等等。据此，英国侵略者不仅完全控制这支舰队，而且未来海军扩充也在它的统辖之下了。清政府以与原议：“总统由中国人担任、弁兵水手亦用中国人，洋人只少数教习”不符，未予同意。而另提出司令应由中国人担任，阿斯本任副司令；“其行兵进止，应随时面商，仍听中国主持”；阿斯本应尽心教习中国弁兵学习；经常费用月给75000两，统归李泰国经理等五条。阿斯本则坚持十三条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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