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双方矛盾无法解决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军占领苏常，陷九洑州，曾国荃说：“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不必藉外轮攻战之力。曾国藩不仅不同意“十三条”，对总理衙门的“五条”也有保留，他认为“五条”中只说“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未提“用楚勇”，与原奏不符，提出“不如早为疏远，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委派为该舰队统领的蔡国祥，也以为“虚拥会带之名，……终不能相为附丽”而加以反对。于是奕等人认为，“若或勉强从事，中外将弁兵丁恐终不能相协，将来胜则彼此争功，败则相互推诿，设一旦激而生变，于大局关系匪轻。……与其贻患于将来，不若请裁于此日。”乃决定遣散。经费收支情况是：船价65.5万两，变价46.75万两，炮位、火药、军器和趸船费42万两，变价10.1万余两，中国支李泰国经办费7000两，阿斯本赏银1万两，9个月薪工银16.2万两，舰队回英一切经费21.3万两。合计清支出146.2万两，收回56.9万余两，共亏损89.2万余两。于1866年6月完案。革李泰国总税务司职，赫德任总税务司。
从“阿斯本舰队”这一新式海军筹建的始末看，目标是对着太平天国的。其始是为“迅扫贼氛”，其终是因为太平军即将败亡，“不必藉外轮攻战之力”。清政府筹建海军出于对外御侮的目的，是70年代以后民族矛盾尖锐情况下开始的。
二、以御外侮为目的筹建海军
二、以御外侮为目的筹建海军
“阿斯本舰队”事件，表明清政府新式海军建设的失败。但它并未因此而停止海军的筹建。这种筹建工作大规模进行虽始于70年代中期，但其酝酿，却是在紧接着“阿斯本舰队”完案之次年即1867年。
1868年又届修约之期，清廷又在筹划应付之方。1867年10月，奕等奏请“预筹修约事宜”，请饬下有关洋务各督抚及熟知洋务人员对此发表意见。这些督抚的奏议及各熟知洋务人员的条议，都主张对洋人在修约中的苛求进行力争，并基本一致地认识到，洋人无信，达成协议只是暂时的，将来必生风波，关键在于“自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附呈吏部主事梁鸣谦条陈说：“即事事曲从，犬羊之性，岂顾信义，果包藏祸心，我空执条约一纸，足为金汤之恃耶？”只有“自强”才是“金汤之恃”。他慨乎言之地说：“夫言自强之实，当不白今日始矣，及今不图，安所底止，事机之际间不容发，一误再误，其何以堪！”这里所讲的自强的要求和怎么达到自强，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主张，认识到海军在“自强”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者尤其不多。两广总督瑞麟原则上提到这事，他说：“此次修约，仍只有妥善羁縻一法，自无听其决裂之理。……至沿海口岸修复炮台，添修战备，多买轮船，精制火器，严密布置，联络声威，……及时预备，以固海国之防。”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注意到海防问题，但只笼统地说：“洋人轮船洵为利器，然东南水师，必有能设计以敌之者，应请密饬妥议，以为预筹之计。”对海军海防建设有具体设想和规划者当推丁日昌。
丁日昌自1863年从广东调赴上海办理军火制造后，因功于同年6月署苏松太道，1865年综理江南制造局。同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丁被调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任江苏藩司，次年1月即擢为江苏巡抚。关于“预筹修约事宜”的条陈就是在藩司任内拟订的。
丁日昌于1867年通过湖广总督李鸿章呈清廷的“预筹修约事宜”的条陈中，对“修约”的主要内容，不像一般督抚等人在请觐、遣使、铜线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开拓传教等发表什么新意见，而主要在自强方面，“求实用之才”、“精制造而必期成效”等之外，特别强调建立海军的重要性，并初步提出“变通旧制”的方案。他说：“自海氛搆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无所用，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是以洋人游弋海上，厚集其势，由一路伺隙进攻，而中国必须处处设防，不能互为援应，正犯兵家备多力少之忌。此其所以不胜也。”因此，丁氏认为必须变旧制为新制，这就是“制造中等根驳轮船（即炮艇）……约三十号，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日中洋提督，驻扎吴淤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三路海军统一指挥，“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则藩篱之势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不能纵横驰突矣。”照如此做法，可以在海防上操主动权，克服敌人“由一路伺隙进攻”即不能应付的被动局面，克服“备多力少”的缺陷。丁日昌这个主张，尽管有左宗棠提出“划分三洋，各专责成，转生畛域”的不同意见，但无论是技术和建制上，对于海军建设都是一个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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